□郑若玲
6月上旬，与被喻为“举国大考”的高考同样受到高度关注的，是南方科技大学45名在校生的“集体拒考”事件。去年年底，筹建多时仍未获招生资格的南方科技大学宣布“自主招生、自授文凭”，并绕过高考招生体系，举行了首轮自主招生，遴选出45名年龄不等、天资优秀的学生进入该校学习。这些“教改实验对象”获得了由南科大提供的高额奖学金，直接绕过高考和高三教学，今年3月进入南科大开始其大学学业生涯。5月27日，教育部手机版发言人续梅表示，教育部支持南科大的教改探索，但任何改革首先要坚持依法办学，要遵循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
有分析认为，教育部此言意味着南科大这45名学生必须回校参加高考——尽管他们已被招录为“大学生”。由于南科大至今仍只是被批准筹建，尚未获得招生资格，从理论上讲，南科大这批“教改实验对象”的身份仍是中学生，其“大学生”身份要想被“正名”，必须参加全国统一高考。但南科大校方表示，高考期间学校将正常上课；这45名学生则在网上发出了拒绝参加高考的公开信，在6月7日、8日两天，也确实无人进入设在南科大校园内的高考考场参加考试。南科大学生的“集体拒考”被广为报道后“一石激起千层浪”，迅速引发了关于自主招生、人才培养、去行政化等高等教育改革话题的热烈讨论。
依笔者拙见，对于南科大学生的“集体拒考”，我们不必大惊小怪。其实，早在南科大宣布从全球范围招聘和遴选校长、富有改革精神并最终应聘的朱清时校长宣布要在深圳建立明升中国的“加州理工学院”那一刻起，我们就应该预料到南科大改革将对传统高等教育体制各种可能的“刷新”，当然也包括对我国现行高考招生体制的“抗拒”乃至突破。朱校长认为南科大实验的核心内容就是自主招生、文凭自授，如果让学生回去参加高考就是让所有人回到体制内，这样的实验便会失去意义。然而笔者认为，学生是否参加高考并非南科大改革试验的核心，学生不考与考都有充分的理由。对于这一拒考行为，我们只有以平常心看待，才能给南科大这一正步履维艰却难能可贵的“试验品”以更大的改革空间。
先来看学生不参加高考的理由。众所周知，落实和扩大办学自主权是我国近20年来一直努力的目标与方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明确规定，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是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招生自主权正是高校办学自主权的一种体现，既包括高校在统考框架下进行自主招生的权利，也包括自主实施考试的权利——高校作为具有法人资格的办学主体，完全应该也必须有自主实施招生考试的能力，至于愿不愿意自主施考则是另一回事。既然政府鼓足了勇气又花费不菲的成本进行南科大的改革试验，南科大也有进行自主招考的强烈意愿，并愿意为自己的招考行为承担责任，为何不让这所处于经济特区改革前沿的全新大学进行“特校特办”的改革尝试？
《纲要》还指出，要完善高等学校的招生录取办法，建立健全有利于专门人才、创新人才选拔的多元录取机制；对特长显著、符合学校培养要求的，依据面试或者测试结果自主录取；高中阶段全面发展、表现优异的，推荐录取。南科大首届45名学生是从中科大少年班、深圳各知名中学推荐生、人大附中推荐生、相关科研单位联合培养生、自荐学生中认真遴选出来的。以南科大的谨慎态度和社会高关注度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可以认为这首届学生要么是特长显著者、要么是全面发展表现优异者，都符合《纲要》所提倡的自主录取或推荐录取的对象。既如此，为何非要他们参加高考呢？据悉，深圳市政府为了吸引学生参加高考而向其许诺：高考前随时可以报名；在南科大校内特设考场，无须回原籍参加考试；高考分数不对外公布，不管考多少分，学生依然可以就读于南科大。对于高考这样一个政府主考、全民关注的严肃选才制度，深圳市政府出于“引诱”南科大学生参加考试的目的却随意变更规制，显然是对高考权威性与严肃性的亵渎与伤害。这样的“伪高考”不参加也罢。
再来看学生参加高考的理由。固然，招生自主权是学校办学自主权的重要表征，但自主招生并不见得一定要自行施考。高校选拔新生主要的参考依据是学生在中学的基础知识与基本能力，基于考生规模数量接近一千万之众、升学人情困扰十分严重的国情，统一高考显然是最经济、公平的选拔方式。正是由于统考相对于各校单考具有明显的规模效益与社会效益，既公平又具有可比性，依据统考成绩进行招生也是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共同做法，例如美国高校招生实行SAT、ACT等统一考试，英法等国实行统一会考，日韩和明升中国台湾地区也都采行统一学能测试等，甚至连一向实行高校单独招考的俄罗斯，从2001年起也学习明升中国试行统一高考，以提高招生考试的效率与公平。可以说，统一高考是符合我国国情、文化、历史传承、社会心理的选才办法，在当今明升中国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对于南科大而言，如果他们愿意，完全可以结合统一高考成绩、面试及其他各种材料等来综合评价和选拔新生，参加高考并不会影响其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各种新锐的改革尝试。
南方科技大学的改革勇气殊为可嘉，学生面对被体制隔离可能带来的将来深造或就业等方面的种种困难，其淡定与自信也令人敬佩。对于处于改革攻坚期的我国高等教育，缺的正是这样的勇气与自信。笔者认为，政府对于南科大改革应给予更大的空间，而不是在“考与不考”这个并非核心的问题上加压；媒体对于南科大改革在关注的同时，应适当给舆论降降温，避免使之因处于“风暴眼”动辄得咎而承受更大的压力；公众对于南科大改革则应葆有平常心与宽容度，以开放、冷静与理性来助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走向深化与多元。
(作者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app时报》 (2011-06-24 A1 明升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