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教育部的态度并不强硬，有时还站在支持南科大自主招生的阵营中。从2009年底至今，包括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内的多位官员曾发表过讲话，支持改革试验。
南科大一位老师认为，这样的二元对立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舆论渲染的：“目前社会舆论似乎是说：‘不考’就是支持改革，‘考’就是背离改革。”
有网民建议：“现南科大一举一动，媒体盯得紧，有动辄得咎之惑。若为改革计，不妨能降降温，给多些空间。”
时钟指向九点，南科大教学楼304、305教室依然见不到一名学生。6月7日上午，答案终于揭晓：南方科技大学首届教改实验班的45名学生没有一人踏进高考考场。
45名学生拒考，迎合了许多人的愿望。消息甫一传出，引发舆论欢呼。
在一边倒的声音中，南科大此次高考风波，被简单解读为一则“抗争”的故事。但实际上，在是否高考这个问题上，处于风暴眼中的老师、学生、家长，乃至深圳市政府、教育部，都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进行着复杂的考量。
2010年7月，国家颁布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南科大高考风波恰好为此提供了注脚：在三者关系尚未理顺的时候，社会对于政府的警惕心理如何激化了对立情绪，而政府所作的努力又如何被学生和家长负面解读，处处举步维艰。
制度“红线”
因为要求南科大学生参加高考，教育部再一次成为众矢之的。
其实，一直以来，教育部的态度并不强硬，有时还站在支持南科大自主招生的阵营中。从2009年底至今，包括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内的多位官员曾发表过讲话，支持改革试验。“我认为文凭应该是学校负责……如果各国都有经验，可以考虑让南方科技大学去试。”一年多前，袁贵仁如此表态。
但正如南方周末在2010年12月16日的报道《办一所“出格”的大学有多难》中提到的那样，上层领导表态了，并不意味着事情必然变得顺利。部长的讲话被南科大视为“尚方宝剑”，屡屡引用，但它毕竟不具备法律效力。
直至今年2月25日，局面才逐渐变得明朗——在当天的手机版通气会上，教育部发言人续梅说：“对创办南方科技大学并进行高等教育的一些改革、探索，教育部是积极支持的态度。”
然而，时隔3个月，续梅在记者会上再次谈及南科大时，虽然依然重申“大力支持”，却意味深长地补充说：“任何改革首先要坚持依法办学，要遵循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
续梅所言的“基本教育制度”即是高考。这是改革的一根“红线”，并非因为支持改革就可以允许南科大突破。
实际上，自开学以来，就高考问题，深圳市一直在与教育部进行谈判，南科大亦在积极协调变通之法。只不过在5月份，在《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通过实施之前，来自教育部的高考指令最终落下。
体制输出了指令，一贯支持南科大教改的深圳市政府便成了执行者，政府官员需要回头劝说学生们参加高考。为了给学生做工作，市委副书记王穗明还曾亲自到南科大现场办公一天，坐镇指导工作。
“伪高考”？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场特殊的高考。
简单来说，高考不过是走个形式，完成程序而已。市政府向学生许诺：不需要回到原籍参加高考，南科大校内将特设考场，使用广东省高考试卷，分数将不对外公布，不管考多少分，学生都会依然就读于南科大。
为了尽可能争取学生参加高考，政府将报名截止日期一再延迟，一开始是5月31日，之后延长至6月3日，最后又改为高考开始前随时可以报名。端午节期间，负责报名工作的老师也都没有放假。
校方亦不断重申这一高考的特殊性。在给学生们的通知中，高考被称为“高等学校注册考试”，而非“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入学考试”——言下之意，作用仅仅是完成“注册”手续，并不依靠其招生和入学。
在南科大的一些老师看来，这些具体操作体现了政府的通融，而且，走一遍程序之后，能够还给学生们一些他们本应得到的保障。正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对学生们所说：如果参加高考，将可以获得教育部承认的学籍和文凭，这将给学生们带来“双保险”，毕业后申请国内研究生、进入公务员系统等都不会遇到障碍。
但想当公务员的学生根本就不会来南科大。从一开始，这些学生就和学校签订了《自愿申请就读南方科大教改实验班协议书》，做好了拿不到教育部承认文凭的准备，他们深深认同朱清时校长所言：“我们的文凭，让社会来承认。”如今，面对教育部主动送上的文凭，他们普遍心怀不解。
而政府为学生们参加高考创造方便的种种具体做法，却引发部分学生和家长的进一步质疑：高考报名时间早就过了，为什么我们还能报上名？大多数学生是不能在本校考场参加高考的，为什么我们都可以在南科大考试？有学生干脆称这场考试为“伪高考”，并认为这伤害了高考的纯洁性——“既然教育部是以‘依法办学’为旗帜要求我们参加高考，这些做法本身就是违规的。”学生小贤（化名）说。
学生们的想法并不一致
种种得不到答案的疑问，令一些学生产生了对“黑箱操作”的怀疑。一些学生想出了办法：写公开信，开“微博”，借助舆论的扩音器放大自己的声音，引发社会关注和讨论。
后来，那封两千多字的公开信成为媒体争相引用的对象，亦被人们视为代表全部45名学生的声音。
但是，根据南方周末记者的了解，学生们的想法并非全然一致。尽管绝大部分同学都反对参加高考，但理由却不尽相同。
有人认为可以理解教育部的要求，但希望能有沟通、对话的机会，正如公开信中所写：“并不是高考了就是不改革了。”
但也有人的看法更为激进些。在校门口接受众多媒体采访时，学生潘登说：“我觉得说白了就是教育部门在反对我们的改革。”学生程齐家则认为：“如果参加高考，就是对改革的背道而驰。南科大的改革关系到明升中国科教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我们不想当历史的罪人。一旦高考这个事发生，就意味着这场改革被颠覆了。”
个别活跃的学生，还会给同学们群发短信，再三告诫：不要参加高考。
一些学生的态度很简单：跟着校长走。学生小嘉（化名）说，他深为校长的教改理念和个人魅力所折服。“我们还是学生，看的肯定没有校长透，所以我们肯定听校长的。如果校长让我去参加高考，我也会去。”
但朱清时一开始并未直接表态，他回避了学生，不在学校出现，只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参不参加高考，由学生和家长自己决定。我们负责改革，但是学生前途要由他们自己决定。”
小嘉认为，朱清时的不表态也是一种态度。“校长的理念在刚开学的时候就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只需要想一想他之前说过的话就会明白。”
杀君马者道旁儿？
高考前的端午假期，许多学生都回家了，他们大多是去为自己即将参加高考的高中同学们加油。留在学校的学生不过十几名，他们也并未准备高考，而是利用假期在深圳游玩。还有部分学生由于反感老师的“骚扰”，搬去了校外的宾馆暂住。
6月3日，依然留在校园中的部分南科大学生收到了一封信，写信的是学校的一名老师。信中有这样的句子：“考与不考，不可一概而论，我们倡导因人而异，鼓励大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选择……今天，大家的分歧在于‘改革中是否要尽量减少风险’，而不是‘改革’与‘反改革’的二元对立。”
这名老师认为，这样的二元对立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舆论渲染的：“目前社会舆论似乎是说：‘不考’就是支持改革，‘考’就是背离改革。”
舆论的热烈关注令一些人想起了蔡元培先生的话——“杀君马者道旁儿”。这句话出自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时留下的条子，意思是：杀你马的人，就是在道路两边给你的马鼓掌的人；正是旁人过分的期待与厚爱，才让骏马奔到超出极限而死亡。
基于这种担心，有网民建议：“现南科大一举一动，媒体盯得紧，有动辄得咎之惑。若为改革计，不妨能降降温，给多些空间。”
实际上，社会舆论对“反高考”的情绪化渲染，的确令不少局内人感到困扰。一名南科大行政人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有人说拒绝高考的南科大学生‘有种’，这种激发对立情绪的评论是把我们往火坑里推。万一我们真的被迫关张，评论者当然不必为此埋单，但谁来为孩子们的利益负责？谁来为教改失败的社会代价负责？”
这名校内人士认为，比起称赞学生“有种”，眼下更紧迫的事情是保留火种，在必要的限度内作出妥协。“深圳市的改革也是在体制内进行的，我们的教改并不一定非得突破高考的底线啊！”
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也认为，高考并非不可妥协的原则问题。“美国也有标准化考试，香港学生进大学要经过两次类似高考的标准化考试，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自主办学。”吴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招生不是一切的判断，不应把所有高教改革都悬在这一点。”
另一方面，坚持认为学生不应高考的人同样有他们的理由，教育学者熊丙奇就提出：“在我国内地大学，国际惯例是行不通的，试着用国际惯例解读，只会离题万里。而如果用另一种思路解读，则更贴切，这就是权力的思路。行政机构怎样能做到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最大化，就会采取怎样的方式，即便这种方式有美丽的包装，但剥开之后，本质还是权力思想和利益思想。”
显然，妥协和不妥协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身处其中的政府、老师、学生和家长，可能出于完全相同的目的——让 教 改 坚 持 走 下去——而做出完全不同的选择。各方都有许多理由可以支撑，也都认为自己充满了无奈，但谁也都无法确定：自己所做出的选择，是否能让这所学校顺利走下去。
在南科大的学生们没有翻开的高考语文试卷中，作文题正是“回到原点”。现在，深圳市政府和校方已经各尽其力，学生们也做出了各自的选择。舆论的狂欢中，南科大能否回到它改革的原点？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