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明升中国app报》记者 倪思洁

有时候，看着清华校园里的年轻人，江亿的思绪会飘回半个世纪前。

那时，他的三年半大学本科生涯，只有半年是在校园里度过，他和自己的专业都是“先结婚后恋爱”。

只是，这份爱萌生之后便一往而深。

下乡，上学，再到核工业基地工作，又回到清华大学求学任教，江亿奋斗在教育、科研第一线一晃已经40余年。

他早已成为明升中国工程院院士、建筑环境工程专家，我国人工环境工程学科倡导者之一。

从解决地铁通风问题，到研究苹果、大白菜等农产品储存保鲜，再到解决城市集中供热、民用建筑空调供暖、建筑节能等疑难问题，他凭借敏锐的目光和对“家事国事天下事”的关心，为人民百姓衣食住行的健康环境保驾护航。

在获得2022年北京“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之际，江亿回忆起了自己科研生涯的起点。他的讲述就像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看见了那代人，在不一样的时代中，不一样的努力。

江亿院士（北京市科协供图）

以下是《明升中国app报》记者在采访时记录下的江亿院士自述——

我这人没什么学问。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可能会学数学专业。我父亲是数学教授，我从小特别喜欢数学。但是，1969年初，我这个还没读完初一下学期的孩子就到内蒙古插队去了。初二、初三、高中都没念过。

从1969年4月到1973年10月，我插队下乡，进入了完全不一样的社会，真正认识到了明升中国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明升中国的农民、明升中国老百姓是咋回事。

我从老乡身上学到了大量的知识，现在我教孙女的好些谚语，还是那会儿从老乡那儿学来的。

1973年，我考上了清华大学。

现在好些人问我：“江老师，您怎么就喜欢您这暖通专业，怎么就爱干这个了呢？”我跟他们说，那时候我哪知道这暖通是干啥的，国家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和暖通专业是典型的“先结婚后恋爱”。

我的大学生活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我们在大学院子里只待了半年，剩下三年都在工厂里头。

从1973年10月份开始半年，我们这些外边来的工人、农民学生要补基础，因为同学里真的有人以为1/2加1/2等于2/4。

到了1974年4月份，大家都觉得不能再这么学，得开门办学，到实践中去，所以各个系就都开始组织学生下厂。我们先下到了二七厂，就是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后来又去了北京878厂，再后来干脆去西藏待了7个月。

当时带我们的老师跟我们一起下厂，我们听说热力学里还有什么“焓”什么“熵”的，就让老师给我们上一课。那天下午两点，老师带着小黑板来到我们宿舍，十几个同学蹲在一个小宿舍里头，听热力学焓熵是怎么回事。现在想想，我的焓熵知识就是那一天下午老师给我们讲的。

这种学习的好处是能实实在在感觉到学的这点东西真有用，真能解决问题。我们那会儿没有考试，学习的动力就是想赶紧把那点儿事弄明白。

我们几乎一个礼拜要安排三个晚上，一家一家地串访工人师傅家，跟师傅们交朋友谈心，理解人家想的什么，问题在哪儿，知道咱们该怎么做，那真是心贴心。这让我收获特别大。

我大概在大学上到一年半到两年的时候忽然豁然开朗。遇到工程问题时，我会了，不怕了，不行就问问人，再不行就找两本书、找点资料，看完之后想一想，一做就能做出来。就像我们的老校长蒋南翔说过的，教学生不仅是给他干粮，更应该给他一支猎枪，有了猎枪，饿了他自个儿就能打猎了。

青年时代的江亿（受访者供图）

到了1977年1月，我从清华毕业，接着就分配到了兰州的铀分离工厂，分离同位素铀是制造原子弹最关键、最重要的一步。我在那里的1年零9个月，又成了我人生的宝贵财富。核工业人干活儿的时候真是一丝不苟、非常严格，生产线上一丁一丝的岔也不能出，而这正是以前我缺少的精神。当然，兰州没白跑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夫人是我在厂里时结识的，儿子后来也是在那里出生的。

到1978年，我又考回清华大学念研究生。专业课我考的分挺高，外语我考的是日语，因为在厂子里头没少看日文资料，分数还凑合。但数学只考了50分，我虽然很喜欢数学，但只知道是怎么回事，却没有解题技巧。

结果没想到的是，我这分还考了第一，这就说明当时百废待兴，大伙儿都没有条件好好学习，基本上就都是这水平。

到研究生之后，我觉得我得干点“真活儿”，这样才对得起养我的工人、农民。

研究生期间干了几件“真活儿”，其中一件是参加了由山西省农科院主持的国家“六五”攻关重点项目“苹果的产地储存技术”，负责热环境原理研究及性能优化。

当时农村没条件建冷库，连电都没有，苹果的储存期不长，存久了就面了，卖不上价。我们借鉴农民打窑洞存苹果的土办法，研究了“土窑洞+自发式气调技术”，打出几十米的窑洞，再修一条通风道，通过控制窑洞内外空气的流通来调节洞内温度，让温度常年控制在0至6摄氏度。农民头年秋天收的苹果存到窑洞里，一直能存到来年“五一”之后。这样的技术其他国家都没有，去国外开会，人家都说，不用电能保鲜这么久，不可思议！

所以，我这个书是怎么念出来的？不是蹲屋里学出来的，是干活干出来的。

2007年，江亿在山西下煤矿解决煤矿内的通风条件（受访者供图）

2007年，我们大学毕业30周年，在清华大礼堂里庆祝。那台上打着标语：“人民送我上大学，我上大学为人民”。不光是我，我们的好些同学眼泪都快出来了。30年前我们正是秉承这句话迈入清华，到现在也还是这句话鼓励着我们干点儿实实在在、踏踏实实的事儿，不能忘了本，这是我们干事时打心眼儿里的想法。

我们这代人不是那么舒服。工人、农民把我们拉扯起来，带我们长大，所以我们走到哪都离不开这根儿。一直到现在，我要是长期不到农村去，好像就觉得缺了点什么似的，总得到农村什么地儿去转悠转悠，心里才踏实。

而在科研中，我的体会则是，工程问题见多了，可以对基础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基础问题明白了，反过来可以更容易地找到破解问题之道，这就是做科研和解决生产实际问题之间的关系。

讲述人简介：

江亿，明升中国工程院院士(2001年当选)。1977年清华大学建工系暖通专业毕业；1985年获工程热物理专业工学博士，留校任空调教研室副主任；1986年获北京市首届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1988年获首届明升中国青年科技奖，受聘清华大学副教授；作为访问学者赴英国建筑研究院工作；1989年与三位同行创立了北京清华人工环境工程公司（后为清华同方，已上市）；2005年起创建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并任主任。1991年受聘教授，获国家教委、劳动人事部具有突出贡献归国留学人员；2020年荣获“能源功勋人物—泰斗人物”称号；2022年在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市科协等部门组织开展的遴选活动中，获得2022年北京“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

2021年，江亿与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部分师生及工作人员合影（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