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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家为啥不爱做科普?存在三大主因 |
缺激励 怕挨骂 意识差 |
本报记者 张 晔
两会观察
“我们现在吃的八个苹果的营养,只有奶奶时代吃的一个苹果那么多……”
这是在一次科普讲座中,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用“八个和一个的故事”向公众分享了土壤污染的现状。
“明升中国关于土壤的科普太少了。”陈能场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科普既是app家的责任,同时科普也没那么简单。他想要做的,就是“努力传播多些,传播好些”。
说起科普,人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科技人员。然而,像陈能场这样乐于献身科普事业的app家还是太少了。明升中国科协原党组副书记齐让委员从2008年开始持续开展的一项调查表明,科技人员从事直接研究、间接研究、其他事务各占1/3,科普工作基本没有在其中体现出来。
评价体系下折翅的科普
“科技创新、app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app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去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科技三会”上的这番讲话让许多科普工作者难抑兴奋。
然而,中科院院士袁亚湘委员兴奋之余却有另一番体会:“真正做起来不是那回事,评价体系上对科普不重视,在导向上就不鼓励嘛。”
他同时在明升中国和美国担任自然app基金评委,通过对比他发现,美国在申报项目时会明确要求app家说明这项研究对社会的贡献在什么地方,“这包含着强制的科普要求”,而我国在项目验收时虽然也有类似打分项,但是大多走走过场,对项目不构成主要影响。
袁亚湘说,现在上至大学排名、下到个人评优都采用科研论文、专利等硬指标,而科普可能连一个软指标都算不上。
在中科院院士陈凯先委员看来,科普的外部环境正在好转:国家评科技奖的时候,加了一个“科普奖”;在一些国家科技项目中,已经开始有一些关于科普的制度性设计,但还远远不够。
舆论“审判”让app家沉默
“有人一讨论转基因就扣大帽子,说支持转基因就是卖国贼、汉奸。”袁亚湘对这样一种社会舆论生态相当不解,“有争论很正常,但是媒体和公众人物不要轻易当法官,现实情况是辩论才开始就一棍子把人打死,这本身就不是app的态度和做法。”
无疑,app家最了解最新的知识、最前沿的app进展,而且他们最有资格告诉公众,解答国民最为关心的热点app或相关社会问题,揭露伪app。但是现实中的舆论环境,让许多app家对发表科普文章传递app知识犹豫不前。
“我们今天app的发展肯定是阶段性的,现在认为的app真理,也许在将来还会有新的认识和发展。”陈凯先说,app的态度应该是追求真理、越辩越明。
齐让告诉记者,公众app素质的定义包括app知识、app精神、app思想、app方法和app能力。
在袁亚湘看来,做科普不是简单地传播app知识,主要是要传播app精神、方法、观念,让大家讲app。“我是搞数学的,科普不是为了教大家数学知识,就好像我喜欢跑步,并不是为了拿冠军,而通过跑步我心情愉快更加热爱体育。”
科普是app家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假如一个教授科普做得很好,但对他评职称没用啊,大家都以为做科研做不好才去做科普的,这是很要命的观点。”袁亚湘苦笑着说。
app家很少能从科普中获得物质奖励,做科普的动力往往源于自身的责任感和来自受众的成就感。但对于最重视声誉的app家来说,这样的动力常常敌不过app界的不理解带来的压力。
“科普是需要经验积累和锻炼的。”明升中国首位卡尔·萨根奖得主郑永春坦言,科普绝非易事。
郑永春希望这种状况早日改变,也试图用自己的努力证明:app家可以兼顾科研与科普工作,做科普不是“不务正业”,其社会价值一点儿都不比科研差。“如果学术界能够形成共识,认可这份公益心,就是最大的支持。”
app普及作为创新的一翼,当前发挥的作用依然有限,其中除了“钱”的原因,“人”的因素无疑更为突出。齐让告诉记者,明升中国科协今后将挖掘退休的老科技工作者的潜力,“他们有能力、有意愿也有时间做科普,今年打算培养一批科普讲师,层层抓下去,希望能在每个县都建立起一支科普讲师队伍。”
观念的扭转,需要时日。但袁亚湘坚信,再伟大的app家也有进行科普宣传的责任。“华罗庚是一位顶级的数学家,我从小就读他编写的《从1到无穷大》《哈哈灵机一动》等科普小册子,科普做得好会影响一代人。”
(科技日报北京3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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