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博士论文参考架空小说或属“学术不当”，作者书面致歉

 

11月18日，海军史研究者章骞（@聖寶劍橡葉騎士）在新浪微博上指证2011年复旦大学国关学院某博士论文中关于美军“彩虹计划”的表格参照其架空海军史。此事经过澎湃手机版（www.thepaper.cn）记者调查报道后，引发众多关注和议论。

 

11月23日晚，复旦大学手机版中心负责人对澎湃手机版表示，相关学科的学术委员会已经关注到微博讨论和澎湃手机版的报道，将严格按照学校学术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启动学术规范调查程序。

 

澎湃手机版在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的网站上查到，根据2014年2月21日公布的《复旦大学学术规范（试行）》（http://www.acad.fudan.edu.cn/08/08/c4693a67592/page.htm），学术违规分为学术不端行为和学术不当行为两类：

 

“学术不端行为是指在实施研究、撰写论文、实验手机版或申请课题、参加各类评选活动或申报奖项过程中故意实施的造假、篡改、抄袭、剽窃等严重违背学术诚信的不良行为。”

 

“学术不当行为是指因缺乏严谨治学态度，违反一般学术规范，虽不属于造假、篡改、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但在学术活动中损害他人合法利益或造成一定不良后果的行为。”

 

 

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网站上的《复旦大学学术规范（试行）》
 

当问及对于此一事件的定性时，复旦大学手机版中心负责人告诉澎湃手机版，最终定性还要等待学校学术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但根据他的经验判断有很大可能属于学术不当，若按学术不当行为处理则不会影响到博士学位。

 

此外，复旦大学还联系到《美国海权研究：成因与变迁》这篇博士论文的作者薛晨，并授权澎湃手机版刊登其自述说明。以下为薛晨关于此事的解释和致歉：

 

美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开始，为应对各个可能的假想敌人而以不同颜色作为国家的代号制定了一系列战争计划，例如对付日本为橙色计划，对付英国为红色计划，对付德国为黑色计划，对付当时明升中国政府方面为黄色计划等等。在下撰写博士论文第五章第一节的第二部分 “美国海军战略变迁体现的威胁与安全认知”时查阅了相关资料，相关资料可以参见徐蓝：《从‘橙色’计划到‘彩虹’计划——太平洋战争前美国战略的演变》，《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另见帕雷特等编《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24章；E.B.波特：《世界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8章等等。由此产生了通过美国当时的假想敌来分析一战前后美国对自身安全威胁的认知的想法。

 

但是阅遍上述资料，均对美国当时的假想敌及其对应的颜色代号论述得不够详尽。苦恼之余，便扩大搜索范围，试图找出尽可能完整的美国战争计划的代号名单，并绘制成表格。只有尽可能详细，才能对美国当时怎么认识自己面临的国家安全威胁有一个更接近可靠的结论。随后笔者就辗转找到了这篇作者为“赫伯特·W·威尔逊”的《近100年海上力量纵览》（An overview about sea powers during this 100 years)的文章。这篇文章粗看注释和文后的参考文献比较齐整。读到这篇刊登在“1912年《海军联盟期刊》第17卷第四期”的“经过翻译的‘论文’”，我的第一反应是欣喜，等看到第六节的标题“彩虹计划：美国的世界战略”就是兴奋了。在这一节的行文里有比较详尽的各国颜色代号，欣喜之余只看到其中“1903年，...成立了陆海军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4名陆军总参谋部成员和4名海军委员会成员组成”的描述完全符合史实。再参阅其中大部分国家的颜色代号也符合历史真实，就不再怀疑这部分内容的真实性，其实只要仔细阅读全文，应该不难发现其中掺入了虚构的成份。我只是在绘制相应表格时发现所谓的“美国战争计划”显得非常庞杂，因此在论文中是作为批判美国当时威胁认知混乱的证据，而绘制了表格5.2。

 

 

架空海军史《近100年海上力量纵览》中的“编者按”
 

按惯例，论文中的每一个表格下方均需注明资料来源，但这篇文章的原著者赫伯特·W·威尔逊，和刊登这篇文章的“1912年第4期《海军联盟期刊》”却是难以找到出处。从文献检索的角度，原文注解“布莱恩, J. 《合众国的世界战略(The World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牛津, 1905) 267页”，作为一本书籍应该是更能找到，也更可靠。作为国内没有译介的书，便用英文注在表格下方。只是我没有想到的是，这本书籍的出处也是虚构的。

 

本人对于学位论文中这个表格及其注解的不当引用向章骞先生深表歉意。

 

这件事给我的教训有两个：第一，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涉及历史的部分，对于资料文献的真实性应该保持高度的敏感，这是一个学者的应备素质，而我被所谓“内容丰富”的资料所蒙蔽，说到底其实还是一种学术上的功利心所致。事出之后，我曾担心这一不当引用是否有可能会影响论文第五章第一节的结论。好在原文表格的内容大部真实，作为批判材料引用的结论应不至受影响。

 

第二个教训就是对于转引的文献，不管其原著者的资料如何难以证实也应该原文照录，因为这涉及到的是学术品格的诚实。而我本人在这一情形中这两条都有瑕疵，为此深感内疚，对事情涉及到复旦大学学术声誉的不良影响更是不安和自责，深表歉意并且引以为戒。如果复旦大学的学术委员会启动调查，我会积极配合，并甘愿接受学术违规的处理。

 

我的愿望是相关资料今后如能有发表机会，则修正此一不当引用的内容，重绘表格，更正注释，并向章骞先生致谢。　

 

在采访中，有青年学者针对此事件对澎湃手机版表示，这虽然是学术违规的个案，但也反映了网络时代对学术研究提出的挑战。互联网把学术研究的入门门槛降低了，给兴趣研究者提供了资料平台、交流平台和发表平台，甚至模糊了业余和专业研究的界限，特别是在网络文学的助推下，在战争史、海军史等领域，形成了较为繁荣的研究氛围，产生了一些非学院派的学者。同时，互联网也抬高了专业研究的合格门槛，特别是在资料占有、研究现状和独到见解方面，对初入门者和青年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