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教育部三令五申，要求“教授给本科生上课”，说明这个问题在大学里仍旧相当严重。可是，有些事情总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有的缺乏app性和公信力的所谓调查，也跟着起哄。譬如有一个调查说，大学里经常给本科生上课的教授已达90%。依此推论，教育部的新规仅是针对那10%的未达标者，岂不成了不了解民情的无的放矢了吗？
毋庸讳言，当下大学的课堂教学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失序状态。表面上，所有大学的课堂教学都在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其实，大多数的课堂教学得以维持，主要靠的是一线教师的良心。他们不忍自弃，也不忍抛弃那些正处于求知欲最强阶段的学生。
但一方面，凭良心维持的课堂教学在力度上肯定是渐趋减弱的，这虽然与人的精力和体力有关，却也牵涉到另一方面，即教学管理和政策的不合理。明白地说，现在大学的教学管理和相关政策不仅缺乏有效的激励，反而因为选错了激励的对象而严重影响了一线教师，特别是基础课教师的积极性。
众所周知，现在各级各类的优秀教师评选，各种各样的“精品课程”建设和评比，优秀研究生导师以及研究生的优秀论文评选，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向领导、有行政职务的教师或所谓双肩挑教师倾斜。因为从现有情况看，一名没有正高级职称的基层一线教师，除非他得了绝症或者舍己救人，并且恰好被媒体发现报道出来，他平时讲课水平再高、再受学生欢迎，也很难获得省级以上的“优秀教师奖”。这是大学努力推出有行政职务、高职称或者著名学者参与省级以上评选活动以及牵头申报省级以上“精品课程”评选的合理性的依据。
但这样做的后遗症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后遗症是搭车行为不断出现，且形成了习惯。凡是校内、校外有点分量的评奖或评选活动，都优先考虑有行政职务者。这样“行政优先”的结果，对教师的影响，就是自我贬值，想着法儿向行政靠拢；对学生的影响，则表现在选择研究生导师时，不顾自己的爱好和特长，以有行政职务的导师为优先考虑对象。
另一个后遗症相对隐蔽，不易察觉。譬如“精品课程”申报时，不仅有课程教材，多媒体课件和任课教师代表的讲课录像，且有大张旗鼓的前期宣传和明里暗里的投入。而因为申报本身成了目的，所以一旦成功，就像杭州西湖里的三个石潭，只有“印月”的价值。“精品课程”的评选似乎从来没有考虑到，“精品”原则和内容如何真正体现在讲课质量和学生的有效接受之上。这也颇像如今的课题申报，拿到课题永远是目的，于是课题不再与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相关，而变成一种“非学术性的待遇”。
问题不仅在于，这种以提高教学质量为口号，实际是为评选而评选的大量投入，直接侵占了一线教师所应享有的资源，使他们失去了获得更多改善教学环境、教学条件和提高课程津贴的机会；而且还在于，他们在没有多少自主权利的情况下，却还要受到教学管理部门对其正常教学活动的指导名义下的干预。
长期在一线任教的教师都会有个共同体会：现如今要给学生的试卷打分，也不能自主了。首先是要求“正态分布”。打分太高或太低都会受到提醒。而最艰难的抉择是面对那些明显不及格的试卷。给超过十个以上的学生不及格，很可能会酿成一桩“教学事故”。不仅是学生、班主任要来电话质询，分管教学的领导也会及时地加以告诫，而且还得不到其他教师道义上的支持和同情。虽然看上去，现在校内的考试越来越多，但考试却越来越成了教师与学生的联欢，结果当然是皆大欢喜。教育家们早就说过“考试不是目的”，现在看来，得加上“目的是让你成功就业”，才算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以行政化的方式管理教学只能造成过去那种检查卫生式的效应，既不治标，又不治本。同样，用公司化的管理方式来进行教学管理，只注意投入产出比，只能让一线教师、基础课教师更加边缘化，进而全面失去对教学工作的热情和责任感。从现在的情况看，把教学投入平均地分配到一线教师那里，做到惠及民生，同时让一线教师、基础课教师真正做自己课程的主人，获得应有的教学自主权，在这一过程中重拾起码的尊严，比组织热闹空泛的评选、评比和评奖，要有实效和有意义得多。
《明升中国app报》 (2012-05-09 B1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