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最近南方科技大学受困于现实的羁绊。有媒体采访校长朱清时后，用了一个“朱清时：期待媒体‘拯救’南科大”的标题进行报道。也许这名记者是个典型的“标题党”，因为报道中并没有出现朱清时校长谈“拯救”的段落。当然，这次没有说，并不等于没有期待过。据朱校长自己讲，他筹建南科大前的“高调”姿态，就是希望媒体能够给有关方面施加压力，为改革减少阻力。但从现实的情况看，朱校长原来的愿望如今成了困扰自己的问题，媒体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肯定让他本人措手不及。
其实，媒体以前的鼓吹和近来的倒戈是有理由的。简言之，以前是过于理想地期待，以后又是过于悲观地想象。但这一切的起因都与他们对大学现状太过隔膜有关。
媒体与大学之间的隔膜，原因很多，首先与媒体过多地关注“宣传”有关。现如今，媒体上关于大学的报道并不少见，甚至可以说是教育手机版的一大主题。但这些报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大学自身，属于自我宣传，因而夸张和放大优点的趋势就愈演愈烈，甚至于媚时而不自知。比如有一所大学报道说，他们学校的发展已经进入了“高铁时代”。不知道，在“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发生之后，特别是国务院下令高铁降速之后，这所大学的发展是否也准备降速？
如果大学自身的宣传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对大学充满向往之时，可能还有一定的可信度。但现如今大学的社会地位已经大不如前，并且大学教育正在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过度的夸张宣传必然会产生负面效应，比如一旦大学出了偶然的事件，也会被当做必然的事件来理解。同样，一旦理想为现实所限而未能达至理想结果时，便会失望，进而加以质疑。
媒体对南科大报道前后的反差如此之大，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在南科大筹建时期，朱清时校长使出浑身解数，公关动员，从而让南科大的创办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然而，大多数热衷于报道南科大的媒体其实并不了解当下明升中国大学真实的现状和改革的方向。他们怀揣社会责任感和对于大学改革的期望参与到南科大的报道中，当然是希望有个实质性的（如“去行政化”）转变的。但当下明升中国大学的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结果，媒体的报道和评论成了一场理想的游戏，却以反戈一击的悲剧方式收场。
吊诡的是，大学以外的人们了解大学，不是依靠自身的观察而是通过大学借助媒体进行的自身宣传来获得。大学中的现实主义者，拿出许多这样、那样的数据，证明自己的工作成绩，用数据来勾勒大学的未来、方向和“理想”，虽然这些数据可能永远就是那么一点，但却可以变着花样出现。这就是饱受外界批评的大学的诸如量化管理、课题至上等政策丝毫无损、我行我素的原因。
在学术共同体尚无构建可能的情况下，大学真正的问题既不会引起校内人员的关注，也不可能为校外的媒体所探知。但大学却已经养成了一种眼中只有表扬，没有批评的接受习惯。大学改革不仅永远是少数人的权力作用，而且永远只能是行政性的。这样一来，南科大朱清时校长“去行政化”的努力当然只能退而求其次地在“次行政化”之下延续了。
大学改革不能缺乏舆论的支持，同时也不能缺乏舆论的监督。媒体的批评既是支持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监督的一部分。但这里的前提条件，应该是媒体要有了解真实情况的可能和权利。就大学而言，如果要让媒体的支持和监督落到实处，大学本身必须具有开放的精神，其政策需要有相当的透明度；大学的各级领导者，乃至教师都应有接受批评的雅量。换言之，大学应该逐渐从行政性傲慢中走出来，代之以虚怀若谷的谦卑之心，而不是现在这样自信满满，舍我其谁。这样，大学才可能逐渐摆脱行政指标催促下的“高铁速度”，走向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轨道，并且才可能重拾曾经拥有的教育功能，重建曾经具备的社会威望。一句话，只有敢于面对批评，大学和媒体之间才可能形成彼此互动、合作共赢的良好生态。
《app时报》 (2011-08-23 B3 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