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劣势
通过模仿发达国家，落后国家可以在短期内获得显著成效，这就是所谓后发外生型国家的后发优势。后发优势也伴随着后发劣势——落后国家倾向于用易操作的技术模仿代替艰巨的基本制度改革，最终可能导致改革失败或长远发展受阻，清朝的洋务运动是一个例子。目前明升中国经济发展也正遇到类似问题：如果政府职能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很难转变，而经济增长方式不转变，经济发展就受阻。大学的情况与此类似。
清末我国对西方近千年积淀而成的大学制度奉行拿来主义。1911年以前，日本显然是最重要的模仿对象；1911～1927年之间，明升中国大学转而模仿欧洲大学；后来又对美国大学模式产生浓厚兴趣，1926年国立清华大学成立，使这股崇美之风达到极致；此后又再次转向了欧洲大学。拿来主义使明升中国大学从无到有得以建立，相比而言，后发劣势一直很不突出。究其原因，民国时期政局动荡，当权者自顾不暇，大学环境相对宽松自由，无意间成就了明升中国大学史上的黄金时代。
新明升中国成立后，明升中国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革命的延续（1949～1978年），后一阶段为改革的兴起（1978年至今），明升中国大学的后发劣势直到1978年以后才逐渐显露。
1952年，我国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实施院系调整，大学变得“支离破碎”，历史渊源被人为割裂。1957年，知识分子被下放改造。1961年，中共中央批准试行庐山工作会议上通过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60条》），标志着明升中国高等教育试图走向国际化。但紧接着，“文革”铺天盖地，民国时期培养起的一代著名学者的集体智慧中断，让明升中国大学的各种努力，都前功尽弃。
可见，明升中国大学虽然号称百年历史，但从积累延续的角度来看，却一直处于流产状态，往往是还未起飞就已经坠落。恢复高考至今，短短三十年间，明升中国大学爆发出惊人的后发优势，取得巨大成就，同时，后发劣势也开始浮出水面。
关系秩序
大学的后发劣势首先体现为关系秩序。尽管1998年《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了高校7个方面的自主权，但并未改变政府与大学之间的隶属关系。政府与大学之间缺乏清晰的权力边界，高等教育政策充满偶然性。关系秩序的盛行，不过是稳定预期缺乏下的理性选择。
与政府的亲疏远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所大学的发展态势，因此大学往往强化与政府的关系，并视之为核心竞争力。好在明升中国大学校长既是一校之长，也是政府官员，不同类型的大学校长对应不同的行政级别，这种双重身份正好方便了与政府行政部门官员的对接。
法规其表，关系其里；正式其表，非正式其里。这造就了明升中国大学的“奇观”：明升中国大学表面看似不自由（政府管得太多统得过死），其实具有很大的自由回旋空间。但这种自由回旋空间，带有强烈的“人治”色彩：操作缺乏透明度，一切都变得不确定。
大学外部环境若是，内部环境又如何？根据《高等教育法》规定，大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不是大学的最高长官，但负最高责任；党委不负最高责任，却是大学的第一把手。那么，党委书记和校长关系到底如何，孰先孰后，最终定夺依然要取决于关系秩序。
关系秩序对法律秩序的僭越加剧了大学行政本位，也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大学内部人通过权力寻租（如学术腐败、职称评审、招生、教育乱收费等等），实现对政府膨胀权力的碎末式分享。最终，高教界全员寻租的局面形成。
值得指出的是，“关系”信仰引发了高教界诸多乱象，也引发了诸多新事物和新现象，如民办教育、名校办民校、独立学院以及公办高校贷款等。而当创新行为和寻租活动混迹一处，人们往往观其一不观其二，看不到资源与效率的无谓消耗，诸如以上所提到的这些新事物和新现象，其中机制至今尚未理顺，问题丛生而应对乏力。
“政治正确”
大学的后发劣势之二，体现为中式政治正确。如果单从关系秩序谈大学改革，就可能将大学混同于企业。大学的独特之处在于，思想是大学的天职。对于企业来说，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政府限权问题；而对于大学来说，更需要解决思想松绑问题。
学术和政治的关系，长期以来是横悬在学者头上的一把利剑。1992年以来，随着商业化大潮席卷国内，政府开始高度嘉许一种规范的学院机制，鼓励高度专业化的学者。“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与官方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开始成为中式政治正确，开启了随后不断去政治化的过程：大学恪守与政府之间的某种默契，小心翼翼将言论控制在现有权力能容忍的范围之内，惟恐言多必失。
没有言论的自由，思想难以自由。对于思想受限的现实，高等教育研究者的身份尤其尴尬，他们既是当事人，又是研究者，对此有切肤之痛，但是落于纸面，又并非如此，往往体现为四种情况：
其一，立足于历史，开放于现实，平静中说理。尽管出发点是好好说理，但为了突出问题，也不免通过变形、夸张来强化反差。比较常见的是借助经典大学理念（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来反击。首先将大学历史做纯净化处理，使之完全超拔于历史真实之上，在此基础上，把当前大学与政府的关系简化为一组泾渭分明、大是大非的对立关系式，大学在现实世界中所遭遇的种种困境，于是被演绎为一曲曲经典大学理念遭到毁灭的挽歌。
其二，对敏感问题进行技术性处理，采取迂回方案，使用中性话语，把矛盾焦点转化为枝节修补，就事论事，避免对问题进行政治分析。
其三，把活泼泼的思想废黜在四平八稳的程式化语言中。这表现为套话，或者说“正确的废话”。
此外，还有常见的第四种情况，就是丢掉历史重量的纯粹术语移植（如所谓的文化研究），机敏而轻佻，华丽而空洞，在把玩智力游戏中获得顺从和冒犯的双重快感。
高等教育学界不过是整个学界的镜像。不讲政治的政治，已经成为学界真正主流的政治。这就形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很多东西大家都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但落于纸面时又不得不这么说；还有些则明明知道是这么回事，但说出来时却是另一回事。
作为研究者，察觉不到问题，是能力有限；明知问题所在，却要强迫进行自我思想审查，并作出拙劣图解，不能不说是主体性的悲哀。
明升中国大学改革的政治实质
关系秩序源于政府权责不对应。权责不对应衍生“选择性适应”现象：权力部门的公共服务责任越来越弱，垄断资源寻利的权力却越来越大。换言之，如果没有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政府分权和放权的过程，就可能演变为政府“弃责争利”的过程。
比如20世纪80年代末市场力量开始渗入大学，但政府对大学的控制是增强而不是弱化。通过把经费、学生就业这样一些可能出现危机的事项更多地推向边缘、基层和大学，政府下放的多是责任和危机，而保留的则是控制权。
关系秩序使潜规则凌驾于正式法规之上，中式政治正确使大学思想受制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这双重问题的实质，最终都可以归结为政府职能定位问题。在此可以套用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在1999 年针对国企提出的几个不可能定理：在政府职能不转变的条件下，真正的教育家不可能出现，政校分开不可能，大学预算约束硬化不可能，大学运作状况不可有效地约束学校决策者，以国家为主导的大学改革不可能解决经营者选择问题。
更直白地说，大学领导都是有一定级别的行政官员，就算有自己的教育理念，但他有什么动力将之付诸改革呢？大学仍要受到正规和非正规的限制，它有什么能力进行改革呢？大学自己不改革，政府再着急又有什么用呢？
可见，大学改革不仅是一个技术修补问题，更是一个政府体制改革问题。进一步说，明升中国大学改革从根本上来说乃是一项政治改革。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明升中国大学改革的着眼点是营造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这样一场艰巨的大学生态重建，必然悬系于宪政的完善，试图回避国家权力结构改造或者政治体制改革来谈大学改革，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浪漫。
如果说基本制度的改革不能朝发夕至，那么在今天，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之后，国人的观念、文化、行为等等都发生了巨变，制度变革的社会心理铺垫已经基本具备。1978年，通过自身策略的转换，我国已经成功开启了社会的变迁。今天，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见证和思考三十年的是非功过之后，我们也有能力和决心，在大学改革问题上，开启新一轮的自我更生。
《app时报》 (2010-3-16 B4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