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日，几名小朋友跟随返城务工的家人一起走进安徽阜阳火车站准备乘车。当日是农历大年初六，安徽阜阳火车站迎来节后农民工返城客流高峰。 新华社供图
“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流动劳动力，明升中国的外来务工人员普遍面临着制度性歧视，他们还远未融入城市社会。”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树茁在日前接受《明升中国app报》采访时这样表示。
去年，一直致力于研究我国性别失衡、城乡人口流动等课题的李树茁获得了有“明升中国管理学第一奖”之称的“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对于当前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融合问题，李树茁认为，须进一步在社会保障、住房、卫生医疗等方面推行农村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从制度上根除城乡差别，为外来务工人员与城市市民的社会关系的建立提供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
外来务工人员抵御意外风险的能力弱
李树茁和同样从事人口研究的西安交通大学教授靳小怡、杜海峰等人一起，利用2005年深圳外来务工人员调查数据和2009年厦门外来务工人员调查数据，分别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市民社会网络（即人际互动关系）的特征、其对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城市的作用和对观念行为演变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
“我们发现，受自身人力资本匮乏和制度支持缺位的影响，外来务工人员抵御意外风险的能力较弱，成为受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较大的群体之一。”李树茁说。
同时，他们发现，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中的社会网络仍然以亲缘和地缘关系为主，非市民关系的数量显著高于市民关系，市民网络成员主要为城市中下层劳动者。在目前城乡差异的现实背景下，由于正式制度支持的缺位，社会网络的构建对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的社会融合显得尤为重要。
“从长远来看，外来务工人员市民网络对其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有促进，使他们尤其是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逐渐适应了城市生活方式，对城市产生强烈的归属感。但在既定制度安排下，他们的社会经济融合水平显得相对滞后。”杜海峰表示，若其社会经济地位长期得不到提升，最终将导致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有长期陷入城市社会底层的风险。
李树茁还告诉《明升中国app报》记者，他们在研究中获得了一个有意思的发现：外来务工人员社会资源占有也呈现“富者越富”现象。
“由于自身素质和能力有限以及农村信息闭塞，只有少数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城市比较快，处于资源占有的优势地位，形成以‘包工头’为代表的特殊外来务工人员群体，并在有关事务中享有更多决策权，造成了新的不公平。”李树茁说。
关键在制度政策设计
“不能完全依靠社会公益性的爱心帮困等具体措施来解决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融合问题，而是要从根本性的制度层面解决问题。”杜海峰表示。
为此，李树茁、靳小怡、杜海峰等人提出，对现有城乡分割的歧视性制度进行改革是解决外来务工人员社会融合问题的关键。
不过，李树茁也承认，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政府可首先考虑在劳动保护、流动儿童教育和社会福利制度上逐渐取消户口差异，进而彻底取消因户籍制度造成的其他方面的差异。在实践层面，通过在社区、企业和教育机构等多个层面建立旨在促进外来务工人员和市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和城市居民子女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的项目和活动，提高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在城市的社会融合水平。
“根据调查，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返乡外来务工人员更倾向于选择留乡非农就业。政府应抓住外来务工人员返乡潮这一契机，深化新农村建设，鼓励他们返乡就业和自主创业。”李树茁说。
此外，李树茁认为，在提高外来务工人员就业稳定性与就业技能的同时，还应鼓励公共部门将创业资源作为公共产品或服务提供给潜在的外来务工人员创业者，并针对不同创业类型的需求出台相应政策，使更多的外来务工人员有创业机会，并有可能加速其创业。
“政府也应给予创业的外来务工人员更多的包容，如在市容管理、租金和税收方面予以照顾，逐步引导其走向正规化。”李树茁说。
《明升中国app报》 (2012-02-08 A4 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