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亮
从“打工难”到“民工荒”，从“天之骄子”到“农民工”，农民与大学生的形象反差在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中出现了一种“颠覆性”的角色转换，它折射出社会发展出现了一种新的拐点，需要对此慎思明辨，剥离出对现象的“无批判主义的实证描述”，而能够切中问题的实质对其进行“公共性批判的”推进，无疑这是一个根本性方案。这一点在当下“民工荒”与“大学生”之间对接的话题日渐涌现的时候，尤为值得注意。
因为，依照一种停留于现象层面的流俗的看法只能拘泥于认为“应该填补”与“不该填补”的二级思维中。在赞成应该填补“民工荒”的一方则是认为这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使然，而另一方则认为，填补则根本无法触及明升结构性调整。依照我的看法，两者之间的讨论都无视讨论的前提，即“大学生”与“民工”的明确定位。
有人说，“民工”还要什么定位，不过就是做一些无技术性工种，主要出体力活的人吗？当然这种说法没有错，不过太表面了，这也是在讨论该不该填补的时候总是纠结于“无技术性”工种不该让大学生做的原因。实质上，“民工”这个说法是一种矛盾。
首先，“民工”是“农民”而不是“工人”。这种说法可能有人不能够接受，实质上从现在成熟的工人制度的体系中，可以看到，工人劳动所得的报酬中，包含除了基本的工资之外，还有医疗费用、住房补贴费用、教育子女的费用等等，即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可以肯定地讲，目前农民工的工资普遍地低于劳动力价值。所以，有人说同样的订单在“香港”要比在“深圳”劳动力低廉得多，原因就在于在“深圳”是按照“农民”兼职的“工人”发的工资，在香港则必须按照真正的“工人”来发工资。
其次，“民工”自身的更新换代。现在的“民工”潮中，随着第一代，即上世纪80年代末生活窘迫走向发达地区打工者的慢慢退出，新的一代，即“80后”的民工逐渐成为了主体。他们自身由于观念与生活背景的缘故，对于城市生活的追求更多地要甚于第一代农民工，因为在第一代那里，他们做完活就回去“种地”，这在他们看来是一种“本分”。但是，在新生代农民工这里，则有着一种愿意留城，但是由于自身的“工资”还依旧是按照一种“农民”的兼职“工人”的工资发放的，城市的住房、医疗是他们所无所及的，这样一来，只能最后还是失望地退出“城市”。
同样，我们再来看“大学生”，依照教育自身的目的来讲，大学本身意图是要培养两种人，即美国学者艾尔文·古德纳所区分的“技术性的知识分子”与“人文性知识分子”。在今天看来，这两者都出现了偏差，前者的“技术性”往往表现为书本的“技术”早已淘汰而现实的“技术”必须重学；后者的“人文性”更是十分的吊诡，因为市场经济中，人们似乎被膨胀在“货币拜物教”中顶礼膜拜，哪里还谈什么天命与良知。教育只能尴尬不知所措地来回周旋并唯“市场”马首是瞻。
现在，借助于这两个主体的分析，我们回到大学生填补“民工荒”的话题上就更清楚了。
首先，真正的“民工荒”是个伪问题，昭示了政府的“缺位”。如果还依旧崇尚市场这只看不见的“万能”手的话，那么“民工荒”最后必然导致的是企业结构转型升级成为“空谈”。
于是，应该清醒地认知“民工荒”中政府的职责。政府在做好明升结构调整升级的同时，更应该关注“民工”如何处理“民”与“工”的关系问题、相应地就是农业政策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故而，政府应该促进在“工”的岗位上，必须按照“工人”的工资来执行。更进一步，政府应该在促进明升调整的同时，提供更多的企业扶持，推进“民工”的技能培训，生活状况等，不能让他们的梦想只在“春天里”，排除农民工定位的尴尬窘境，让其能够在企业真正留得住。
其次，由于“大学生”目前的就业难，其实更多地折射与反讽了教育的现状。在“民工荒”中，留下的位置依然是一些“无技术含量”的工种，以这种岗位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从短期来看，大学生总要吃饭的，但是，我们可以反问一句，那还要大学做什么，这样还不如直接将大学换牌为某某工人培养基地来的更有效。
教育的现状是不断地将学生往学历层次上赶，并且又在高校里再设立个三六九等的什么“211”、“985”之类不知所云意欲何为的称呼，让学生不断地追求只有读了这个或者那个才能够就业，停留于追求形式，而实质性的素质能力的提高方面离社会越来越远的教育现状。如何不让“民工荒”以大学生填补，这是教育部分待解的难题。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博士）
《app时报》 (2011-04-21 A4 观察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