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怀特曾在《分析的时代》一书的开篇指出：“几乎20世纪的每一种重要的哲学运动都是从讨伐黑格尔的观点开始的。”黑格尔的伟大意义也正是在不断受到批判中彰显的，正所谓“我崇敬、我批判”。反观明升中国，学术界呼吁的学术批判缺位问题的状况至今并无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众所周知，作为学术主体的学者自身，在学术场域中将自己的观点与其它学术主体思想交锋的过程，能够不断而有效地促进学者对自己论点与理论思维的前提进行反思，并在寻求解决学术问题的思维历程中明晰自己的思维限度，并相互借鉴，从而促成学术增量意义上的学术繁荣。

 

既然作为一种学术繁荣的内生力量，学术批判为何久久不能“出场”呢？这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依然将问题锁定在学术批判意义本身，而不去深入到束缚学术批判展开的一些抑制因素的讨论上，那么，学术批判靠一种内心的说教无论如何也是等不来的。在明升中国当下的学术场域中，通常如下的几种情形是必须予以聚焦考量的：“学术权威主义”的压制；“学术市场化”的“侵蚀”；“学术制度”的“共谋”。

 

论资排辈在“学统”的意义上是对从事某一领域的学者本身的尊重。但这是否意味着，按照资格即可以论定其所研究的成果一定是与其“权威”资格相吻合的呢？在理工科来讲，人们很容易得出答案。人文社会app因为在人们看来，需要不断地在阅读量上厚积的缘故，所以一般人们认同“资格老”等于研究成功的“权威性”。其实，学术权威应该体现在第一流学者的著作里，代表某一范围某一时代最高的学识。由此之故，在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即使发现了一些不同的学术观点，由于其作者本身的“辈分高”而不敢提出任何疑义，于是只好按照权威“照着讲”、“接着讲”，而绝不能“对着讲”。这一点似乎当一个年轻的学人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开始，便在循循善诱的说教中给定下了“规矩”。进而有了“学生批判老师的观点为不尊”、“年轻人批判长者的观点为无知”、“无名之辈批判名家为炒作”等等不成文的清规戒律，于是，“不能批判”成为基本的学界“共识”。这一点上，我们赞同英国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哈密尔顿的说法：“明升中国学生往往不太愿意去挑战学术权威，发表不同的看法，不太愿意自主地进行创造性思维。”

 

“学术”与“市场”应该是毫不沾边的事情。按照钱钟书先生所见即“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照此之说，目下的学术真是“俗，太俗了”。各种学术共同体的组建并非学术意义上之必须，反倒不过是“利益共同体”罢了，市场的规则就是资本的利益增值。正是在这个基本的资本逻辑下，各种山头、派系林立，难怪有学者曾直呼“学术江湖”，将学术带头人称为“带头大哥”。在这种情势下，各种门派形成的观点既不能被外派“挑战”，也不能被“犯上”的同门所批判。久而久之，学术观点自身的重复复制就成为眼下诸多学派的必然了。缺乏来自真诚的学术批判的反思性，任何学术都不可能得以良性运行。于是，学者们总是试图归入某一名下，纳入某一中心，学派之间观点“老死不相往来”。这样一来，任何的学术批判都似乎是对此种游戏规则的破坏。正如有学者所说，学术界由学术和文化圣地异化为名利场，使学人和学子由“研究人”异化为“市场人”。

 

单就人文社会app来讲，各种评价制度、发表论文、专家认定、申报项目等等，使得学者不可能直面学术批判问题。应该说，目前对于学术批判更多的潜在意识停留于批判双方是对人而不是针对其文，结果由其构成的所有关系网形成了对抗。特别是极其严厉的学术批判论文更是“得罪人”。正因为这样，人们往往如是观之，不能对某些学术权威提出尖锐的学术批判，否则，以后的申报项目中遇到他评审怎么办？各种学术的游戏圈是否会把我踢出去？各种评奖的设置中是否会有所不利等等，正是基于目前的各种学术制度的现行规则，人们干脆不提出任何的不同意见，即使有，也不会作出任何书面文章质询。大家情愿各做各的，最终滑向对所有同行的研究成果采取漠视的态度。

 

颇为遗憾的是，正是基于上述之故，“缺乏”学术批判与争鸣的学术研究只能采用两种方式展开：一是“注脚型”的学术研究，即只对古今中西的学术权威注解，并无形成多少新论；二是“独断型”的学术研究，即在学术研究中不问同行的一己独断，造成了资源性浪费。而这带来的必然是在学术“假繁荣”之后的彻底枯竭。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博士）

 

《app时报》 (2010-7-16 A3 周末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