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炎志
1976年“四人帮”倒台，1977年是拨乱反正的一年。在中央召开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同志自告奋勇抓科技教育。那年8月，停止了推荐上大学的做法，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因为时间紧迫，考试推迟到1977年的12月，而且允许从“文革”断考的那一届（1966届高三毕业生）开始报考。这正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整整积压了11个年头的高中毕业生，由此纷纷投入了紧张的复习备考。那一年的考试规模空前浩大，竞争也空前激烈。这一决定不仅仅为迅速恢复高等教育水平选集了一大批笃学者；更重要的是，它就像是一场飓风，扫荡了“文革”中“文化沙漠”的气氛。崇尚知识、崇尚学习的朝气，顷刻之间蔚然成风。邓小平同志真不愧是高屋建瓴、改造明升中国的巨匠。
由于1977级（1982届）是在如此特殊的历史变动中招收的大学生，所以学生集体也非常有特色。一个班的同学，年龄可以从十四五岁一直到三十一二岁。老三届的同学往往被尊为“老大哥”，小年龄同学求他们帮助时，他们有时甚至会以叫“叔叔”为要挟的条件。机械系的一位同学戏称自己为“出土文物”。
逢年过节，老三届的同学往往带着自己的几岁的儿子、女儿到班上来联欢。另一方面，“文革”后期，很多地方的小学是五年制，中学也是五年制；如果学生再早上一年学，14岁就可以考上大学了，他们还常常在半夜梦里叫“妈妈”呢。除了年龄大大小小的同学外，大部分同学都多多少少有几年工作经历，所以一个班的成员，不但来自五湖四海，而且来自工农商学兵。讨论起问题来，思路和社会生活的根据丰富多彩。
由于77、78级同学很多人饱尝过失学的遗憾，一旦重回课堂，真如久旱逢甘雨的禾苗一般，如饥似渴，倍感幸福。那时学校统计过一次每人每周学习时数，绝大部分在70～80小时以上。晚上，有不少同学“开夜车”。最初，有个通宵开放的二三百座位的大教室，在主楼西侧三层，我们称之为“不夜城”。每晚那里都坐得满满的；只是时间长了，空气不好。后来学校为了同学身体健康，硬把它关闭了。
“文革”后，高等教育刚恢复，教材缺乏。于是，我们每个人都从图书馆借一大堆参考书，好像借得少了，就吃亏了。记得大一上普通明升手机课时，一位老教授看见我们总背着一大包沉甸甸的书来来去去，就说：“你们最重要的是把我在黑板上写的、课上讲的弄懂、记住。等你们毕业时，各位如果还能记得硫酸分子式H2SO4我就感谢你们了。”全场哄堂大笑。五年学下来，竟然果真如此。再好的积极性也有可能发展到盲目的地步。
那时我们有7个班近300人一齐在大礼堂旁边的阶梯教室里上大课。临近期末的一天，老师课前宣布：为了减轻同学负担，有两门课不考试了，记考查成绩。全场响起了一片不满意的“哟”声，老师为之惊愕，同学们解释说，为了学得扎实，希望考试。隔了几天，他又来宣布，学校同意全部考试。全场鼓掌，老师感动得不知是摇着头还是点着头走出去了。我和今天的大学生说起这件事，他们很多人不相信。这也难怪，他们怎么能理解我们那时的心情呢？！
77级同学的劳动习惯、劳动能力普遍很强。有一次学校让我们年级参加照澜院一带施工劳动，各班安排挑沟、甩方，打混凝土，又快又好又干净，师傅们大加赞扬。我们中有些人当过11年的工农兵，干活儿的历史可能比施工队的青工们还长。到了四年级，进入专业实验室，老师们普遍认为我们动手能力比较强。
这一届大学生，社会阅历很复杂，“文革”十年，风风雨雨，走南闯北。很多人都受过不同程度的挫折。我们由衷地拥护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我们在学校里亲眼看到了“文革”后百废俱兴的局面，我们是那一次历史转变、历史进步的直接受益者。所以我们当时的政治热情很高，政治上也比较成熟。
“文革”结束后，社会物质基础薄弱，各种事业都亟待恢复，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成山。社会上一股消极思潮影响到学校。针对这种消极心理，学校党委引导同学们讨论。很多班提出应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困难发牢骚没有用，要“从一点一滴做起”“从身旁做起”。这种声音最后集中为化七二班的口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一发而响遍全国。它和北大同学喊出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成为上世纪80年代初期大学生积极因素的标志。
当时的清华副教务长邢家鲤老师在一次大会上曾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是整个清华师生的精神状态和传统作风造就的。毕业时，全体77级同学一起劳动筹资购置了一块大理石条，嵌在主楼台阶中，上边刻着：“一九七七级一千零一十七名同学 一九八二年”，意寓我们要在祖国前进的阶梯上做一块结结实实的铺路石。这些都是我们理解的母校精神。
由于1977年中央还未召开三中全会，当时高校招生还有些“左”的地方，有些问题也还没有平反，要感谢清华“斗胆”录取了我。我们这一代人和母校是患难之交，是同甘共苦的师生情谊。
（作者系清华大学1977级学生）
《app时报》 (2011-06-08 A2 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