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全双
能够到清华园读书，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美梦，1974年金秋，美梦成真。当我接到入学通知书的那一刻幸福极了。从县城返回时，老天下起了小雨，我把那个装有录取通知书的信封揣在怀里，贴在胸前，用手捂着，生怕被雨淋湿，一路小跑二十几里才回到了家。
记得入学报到是在阶梯教室，校园枫叶正红。报到那天，巧遇同班同学宿建忠，他也是内蒙古人，祖籍山西，说一口山西话。办完手续后，孙毓仁老师带我和宿建忠到六食堂吃饭，初次出远门，自带的碗筷还在行李包里没有取出来，孙老师就让我取一只扣在食堂桌子上的别的同学的碗筷使用，并让我洗一洗，我说这么干净还用洗吗？孙老师笑了笑说你还是洗一洗吧。若干年后，想起此事就会对自己当年“土”得掉渣儿感到好笑。饭后，孙老师把我和宿建忠送到12号楼412房间我们的宿舍。
报到的当天下午，班主任蒋同远老师来看我们，蒋老师性格开朗，说一口南方普通话。他一一询问我们这些刚刚报到的新生都是从哪里来的，在家都是干什么的。当问到我时，我用我那浓重的“内蒙陕北话”告诉蒋老师，老师听了两遍都未听懂我说的是什么。于是我急忙指着门签儿上我的名字给他看，老师看了我一眼说：你这是哪儿的口音啊？我说是内蒙的呀。老师说内蒙口音怎么是这个味儿啊？我说就是这个味儿。
报到后的第四天下午，四点多钟了，系里临时通知我们班参加一个活动。系团总支书记、辅导员贾春旺老师在我们班整队集合后给大家讲话提要求。蔡建忠同学午饭后外出五道口，只向班党支部副书记、班长李永潮同学请了假，直到我们整好队还未回。
正在贾老师点名时，蔡建忠大步流星地跑了过来，刚理过发的脑袋上还抹了些发胶什么的，看上去油亮油亮的。那个年代抹那个东西挺好笑，大家一看蔡建忠这副模样儿，都在窃笑。贾老师一看：“小蔡，你到哪儿去了？怎么搞的？头上哪来那么多油？”蔡建忠的回答更让大家忍俊不禁：“五——道——口，理——咾个发，吹——咾个风。”那个发字简直就是个“哗”；那个风字分明念成了“哄”。也是土得掉渣儿的四川话。此后的几天，大家总是和小蔡开玩笑：“五——道——口，理——咾个‘哗’，吹——咾个‘哄’。”
开学后先是安排了一个月的军训。
赵衡秀老师的数学课讲得出神入化，看起来很难做的数学题经赵老师那么一演绎就能迎刃而解。柏乃炳老师的物理课讲得非常棒，他能在不知不觉中让你入门儿，进入他为你设计的那条思路。丁占鳌老师的力学课最让大家津津乐道，特别是那个在重力作用下自由振动的讲解，他用一个小小的弹簧道具作示范，演示得那么轻松自如。以至若干年后还难以忘怀那节自由振动课。明升手机课是谈慧英老师讲的，谈老师的明升手机功底很深，课也讲得好，听起来很解渴。1976年暑假返校后，我们班的几位同学帮谈老师搭建防震棚，干完活儿后，谈老师剥了两只又大又黄的柚子招待我们，我们几个北方同学都没见过柚子，不知那是什么水果，还一个劲儿地纳闷儿老师家的瓜怎么不用刀切而是用手剥呢？
专业课是蒋同远老师和应纯同老师讲的，两位老师在这方面是专家，蒋老师讲分离铀同位素的基本原理和级联水力学，应老师讲分离理论、离心机原理。
1976年，全班同学到五○四厂实习也是蒋老师和应老师带我们去的，于惠中老师协助班主任给我们做专业课辅导。于老师工作细致、认真，给同学的印象非常踏实、忠厚，对同学也很好。
1977年春节，我和刘坤成、蔡建忠等三同学因家庭困难寒假回不了家，除夕那天，于老师把我们三人请到他家和他一起过春节，三个毛头小伙，也不大懂事，在于老师的盛情相劝下，喝了两瓶北京二锅头。酒足饭饱之后，一阵兴奋，完全没有了过年想家的感觉。离开于老师家回返校园时，于老师还把我们送上了公共汽车，走出去好远了他才回去。
聂玉光老师、钱绍圣老师、傅瑞峰老师给我们带实验课。在220实验室进行离心机带料实验，三位老师是这方面的专家。
杨淑华老师是我们班的党支部书记、政治辅导员。她对大家的关心如同关心兄弟姐妹。一次杨老师找到我，说李永潮同学提出自己年龄偏大不想当班长，大家一起商量认为我的学习还不错，又是班上年龄最小的，想给我压点担子，推荐我当班长。我说我不合适，还是选别人吧，杨老师说，没问题的，当班长也是一种锻炼。或许是杨老师这位党支部书记的帮助与厚爱，当然也不排除我个人的努力，1976年1月，我和杨树禄同学作为班里党支部首批培养的重点发展对象光荣地加入了明升中国共产党。
那时的生活水平一般，但师生关系很好，总是让人念念不忘。毕业来到五○四厂后，只要是老师和同学来厂，不管谁先得到消息，大家都会奔走相告，都会像迎接自己的亲人似的迎接老师和同学，特别是听说老师要来时，更是激动万分，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师恩难忘啊！
沐浴了清华的阳光，得到了母校的雨露滋润，我们不断成长、进步。就说我和物五二班的刘增荣同学吧，我早他一年分配到五○四厂。我来厂三年、他来厂两年后，我们就被提拔成值班副主任了，在我们29岁的时候，就被工厂提拔成中层干部，到了1997年，我们俩、还有他们班的姚新民同学都进了厂级领导班子。他俩分别任副厂长，我任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其他同学大部分都是所在单位的中层干部、业务骨干。
我入学清华大学，就读于工程物理系，所学专业为重同位素分离，专业代号是220，我们的教室号也是220。我现在所在单位的办公室号也是220。我以为220与我有缘，220是个吉利数字，220给我带来了好运。1978年毕业至今，每每提起220，乃至无意中从某处看到这个数字，便会突然想到母校，想到我所学的那个专业。
（作者系清华大学1978届学生）
《app时报》 (2011-06-07 A3 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