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李晓宜
日前，湖南大学新任校长赵跃宇正式对外宣布，在自己任校长任期间，将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新带研究生。他解释此举是为了给全校师生做好管理服务工作——不亲自带学生，是为了带好全校所有的学生；不做课题，是为了全校的老师能够更好地做课题。
他的这番表态在社会上引起热议。反对者质疑，不带头做学术的校长不是好校长；支持者认为，目前大学行政领导兼做教学科研，已经严重影响到学术资源的合理分配，赵校长的做法值得肯定。
近日，明升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明升中国网和搜狐手机版中心，对3010人进行的一项名为“你如何看待大学校长兼做科研”的调查显示，74.3%的人支持赵跃宇校长的做法。在自愿参加此次调查的受访者中，高校教职人员占36.5%，教育部门管理人员占8.7%。
“评价一个大学校长好坏的标准，应该是他管理的大学的业绩优劣”
最近，江苏省某高校教师张力（化名）正为课题的事情发愁。他去年拿了一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因为任务繁重，需要吸纳其他老师作为课题研究成员。可他每次提出申请时，都被以可能影响学校正常教研秩序为由拒绝。张力认为，这个理由只是托词。他觉得，自己的课题之所以得不到支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校领导没有参加。
浙江理工大学副教授刘义（化名）告诉记者，当下高校行政领导运用权力谋取学术资源的现象非常普遍。在他看来，学校内部分配研究项目等学术资源已经成了一个利益分配的过程。其中“最占便宜的”是那些既有学术身份，又掌握行政权力的人，“他们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想不得到好处都难”。
刘义说，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聪明”的老师很愿意去做行政职务，因为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行政领导，情况就会大不一样。而一些一心只想做学术的“清高”的老师，就很难拿到与自己学术能力相匹配的学术资源。
“我身边有不少同事抱怨过学术资源分配不公，可是抱怨有什么用呢？行政领导在学术资源分配中占得先机成了潜规则。要么屈从于这个规则，要么就被规则所淘汰。”刘义无奈地说。
调查中，85.4%的人感觉，大学里行政领导兼做科研的现象普遍存在。
调查显示，71.5%的受访者认为大学行政领导兼做科研弊大于利。83.1%的人担心会导致行政权力影响学术资源的合理分配；70.4%的人担心会加剧大学官僚气息，影响学术自由；60.2%的人担心领导精力有限，两头难以兼顾；47.4%的人担心影响科研质量；46.4%的人担心影响其他大学老师的发展机会。
“大学校长不做科研，对个人而言是‘灾难’，对学校而言则是‘福祉’。”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洪成文教授说，湖南大学校长的这一做法乍一看好像是作秀，但实际上他是在个人前途与学校发展间作出了重大抉择。作为学者型校长，放弃科研就意味着放弃了对众多奖项的角逐，放弃了当选院士的机会，是事关个人“生死存亡”的大事。但是，这样的选择却能让他把更多的精力用到服务学校发展上去，整个学校最终会因此而受益。
对于大学校长是否应该放弃科研，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则持保留意见。他说，对于一般院校而言，校长专注于管理而放弃科研无可厚非；但是对于研究型大学来说，校长如果几年都不做科研，不了解学术的基本发展情况，又怎么能做好管理呢？
“当今社会对校长这一岗位性质的认识出了问题。”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指出，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大学校长应该是学术上的佼佼者。但问题是，学校的管理与做学术都需要耗费大量精力，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很难同时把两方面都做好。更重要的是，校长等学校行政领导做学术，可能出现通过行政权力谋取学术利益的现象，从而导致政学不分、权力通吃，最终败坏学校的学术风气。“评价一个大学校长好坏的标准，不应该是学术做得好不好，而应该是他管理的大学的业绩优劣。”
91.6%的人期待大学进一步去行政化，还学术自由发展的空间
刘海峰认为，大学校长是否愿意继续做科研，本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关注，是由于大家对大学去行政化的期待很高。
调查中，91.6%的人期待，大学能进一步去行政化，使行政权力与学术分离，还学术自由发展的空间。
“去行政化”一直是当前大学改革的主题词之一。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写道，要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与此同时，复旦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也进行了一系列大学“去行政化”的实践。
时至今日，大学去行政化的效果怎么样？调查中，93.4%的人认为，当前我国大学中行政权力过分干预学术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在身份为高校教职人员的受访者中，持这一态度的人员比例多达94.1%。
刘义坦言，虽然大学去行政化的口号不绝于耳，但就他的实际感受而言，大学行政化的“病症”不但没有减轻，反而越发严重了。在他看来，没有具体可操作制度的跟进，所谓的规划免不了成为摆设。
“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决不只是校领导不进入学术委员会那么简单，关键要看学校的权力结构有没有发生改变，校长等行政领导权力通吃的现象有没有得到遏制，教授、学生的自主权利有没有得到提升。”熊丙奇认为，真正的高校“去行政化”改革一方面要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扩大学校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在高校内部要理顺行政与学术的关系，避免行政权与学术权纠缠不清。
熊丙奇指出，去行政化改革针对的群体就是当前的高校行政领导。他们是当前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掌握着巨大的资源与改革话语权。湖南大学校长能够“向自己开刀”，的确值得钦佩。可是，对于那些不愿意“向自己开刀”的大学行政领导又怎么办呢？这毕竟只是个人选择，缺乏制度保障。“所以，高校‘去行政化’的阻力非常大，很容易沦为表面上改革、实际上不改革的‘改革陷阱’。”
大学“去行政化”关键需要做些什么？调查中，排名前两位的分别是“教授治学，行政权力不插手学术事务”（77.4%）与“行政权力不干预学术资源的分配”（77.0%）与。接下来还有：取消高校各级领导的行政级别（59.5%）、行政领导不兼做科研（57.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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