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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行政化迈出一大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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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独立 校领导全部退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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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
77岁的明升中国工程院院士闻玉梅本来不想当复旦大学第六届学术委员会的主任。
在上一届的学术委员会中，她就曾从副主任的位置上主动请辞。在那个“十年没开过两次会”的学术委员会中，10年前制订的《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中规定的许多条例都从未履行过。
比如“每年至少召开二次全体会议”，结果从2001年6月成立到2010年底的10年中，总共只开了两次会，其中一次是去年10月的委员换届会议；还有“校学术委员会每届任期四年”，可在当时，许多委员都已任职10年，很多教授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学校的学术委员会成员。
闻玉梅最终同意走马上任，是因为听说这次自己是被真正“民主选举”出来的；而且，她觉得“这次的学术委员会可能真的要发挥学术上的作用，而不是一个挂名的”。
“有些学校的院士认为我们抛开行政是做不好的，他们以为我们就是独立门户，自搞一套，有些事不要看表面现象，要看做得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先要做给大家看。”闻玉梅说，“我认为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
不一定选院长，也许他选书记，也许他选院士
2010年12月2日，复旦大学第五届学术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原校长王生洪召开了校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应到52人，实到只有21人，相当一部分委员由于退休、调离和其他原因缺席。会上决定成立学术委员会章程修订起草小组。
2011年6月24日，新的《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以下简称新章程）获得通过。其中，第三章第十一条规定，学术委员会的委员，依照民主、公开、自愿原则，由民主选举产生。委员会正、副主任由当选委员投票产生。
新一届委员会的委员名额为43人，比第五届减少11名，这43个委员如何产生？换届工作小组想了很多民主选举的办法，学术委员会前任副主任王迅将最终的方式称之为“准无记名”投票：首先，将各学部中的委员名额分配到所属院、系、所和附属医院等基层单位，名额分配由各学部中的第五届委员协商确定；其次，各基层单位根据名额按各自的具体情况在一定范围内，如全体教授或全体教师中，以无记名差额选举的方式选出委员；然后，由换届工作小组组长出面，组织各学部选举组长和副组长。
作为明升手机版部组长的闻玉梅就这样当选为学术委员会主任。
“没有规定一定是什么人，只要大家觉得他够资格做学术委员就行，所以不一定选院长，也许他选书记，也许他选院士。”闻玉梅说。过去，章程给成员身份划了等第，比如同样是教授，但有院士、国务院特殊津贴、长江学者等区别；而新章程里，当选条件只有一个，即现在在教学和科研岗位的人员都可以参加学术委员会成员的评选。
校领导全部退出学术委员会
此前，复旦大学和合并前的上海医科大学的学术委员会名单中，从来都不乏历任校长和校行政领导的名字，第五届学术委员会主任是时任校长王生洪，当时的副校长杨玉良担任副主任。
校长、书记兼任校学术委员会成员，在我国的大学中是普遍现象。
而复旦大学的新章程则规定，在任的校党政领导成员不参加校学术委员会，将学术的职权与行政权力区分开来；将学校学术委员会与各学院（系、所）和附属医院学术委员会的关系由以往的领导关系改为指导关系，以充分发挥基层学术委员会的自主性。章程上还删除了原先的那句“本章程解释权在校长办公会议”。
事实上，在此次新当选的第六届学术委员会的43名委员中，没有一名是校领导。其下设的5个学术分委员会也不再设主任，只设组长和副组长。因为“一设主任或者副主任，听上去就和行政级别挂了钩。如果只有组长，当选者连印在名片上都不好意思吧。”王迅说。
从去年年底开始，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即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校长的权力不能没边”，校领导不能在校学术委员会任职，必须把学术委员会还给学校的教授们。他还以身作则，宣布将和学校党政干部一起退出学术委员会。
在全国其他大学，也陆续有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去年6月，华中师范大学新一届学术委员会成立，除分管学术工作的副校长杨宗凯外，几位校领导全部退出学术委员会；今年3月28日，山东大学公布的新一届学术委员会23人名单中，去掉了校长徐显明的名字。吉林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也相继宣布校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
“领导退席”曾引起热议。不少人认为，这是高校“去行政化”的一大步；也有人提出，校领导中有相当一部分学术水平完全够格入选，“一刀切”有矫枉过正、浪费人才的危险。
“一所大学如果没有学术，那大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同样，一所大学不以育人为本，那么大学也没有存在的价值。但是学术既不需要行政来干涉，也不需要民主来决策，因为学术不是行政领导发布指令来进行管理的，学术也不是靠少数服从多数来实现发展目标的。一所大学的学术必须保持独立，思想必须保持自由。这样，一所大学才能有发展的前景。”杨玉良说。
我们不是泥菩萨，叫点头就点，叫摇头就摇
复旦大学的新章程规定，学术委员会为学校的最高学术审议机构。闻玉梅曾跟校领导开玩笑说，我们不是泥菩萨，做完了你叫点头就点，叫摇头就摇，“我们要审议，就要从国家的利益出发，而且还从实际出发。”
在新一届学术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时，应邀列席旁听的校长杨玉良表示：“将坚决保障学术委员会运行的独立性。”
“行政层面也可以不同意我们的审议结果，然后我们再讨论他们不同意的道理在哪里。我们学术上的道理和行政上的道理不一样的时候，大家讲道理，这样才会让真理越辩越明。”闻玉梅坦言，之前决策者听到的声音太少，而用“讲道理”的方式，好像多花了时间，但在决策上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8月2日，学术委员会就行使了约见校行政领导的权力，明升手机版部约见了复旦大学分管明升手机版院的副校长桂永浩召开了两个多小时的恳谈会，“平时大家没有坐下来讨论过学术，也没有那么开放的氛围”，闻玉梅说，“你们给我们审议权，我还希望有建议权。”
整整一个下午的交流，大家都觉得意犹未尽。“我们把整理出来的会议详细记录分发给各位校领导，结果已经有另一位副校长主动联系，希望也能有这样的深入交流。”闻玉梅有点小得意地说。
我们是选出来的，要尽职尽责
“我们是选出来的，要尽职尽责。”当选的学术委员们都是院士、教授、博导、医院院长，但闻玉梅严格控制会议的出勤率，“因为到外地开会、上课等原因，学术委员会开会有人迟到，或者临时请假，这些我都会记下来，如满三次，上网公告。因为成员是全校层层选举上来的，应该让大家知道‘干得怎么样’。这些虽然都是细节，但我们希望，能从小处开始，形成更好的氛围。”
闻玉梅在想办法调动当选委员的积极性，“要让这些选出来的教授委员有责任感、使命感。”在新一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结束拍集体照的时候，委员们不分先后，谁愿意站哪儿就站哪儿，时任党委书记秦绍德站在第二排的最左边，校长杨玉良站在最后一排的右边第二个。事后，有委员告诉她，觉得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我希望在内部平等地讨论。”闻玉梅反复强调这一点。此前，很多年轻的学术委员有着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自己资历不够，应该坐在后面，听老先生的。对此，闻玉梅提出，会上一律称老师或先生，不称院士。“院士没有比人高一等，不管年老年轻，不管你是院长或者教授，只要大家选你，你就是个该负起责任的人。”
在闻玉梅看来，作为学术委员会的委员，就要有三个“观”：“一是良好的道德观，特别是app道德观。你在谈学术之前，自己必须有良好的道德观。二是全面观，现在的教授都喜欢把自己的专业说得最重要，最好抢钱、抢人、抢地方，这样就没办法把事情做好。第三要有可持续发展观，考虑问题要有前瞻性。不是说我这一任就做三年，我做出什么成绩来，而是应该推动整个学校、整个明升中国的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对学校，对全体的师生员工，你的责任是长期的。”
（实习生彭玮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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