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11月18日），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庆熊在学校学术委员会网站上发表一篇题为《“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从影星来访，一堂课35人缺席谈起》的文章。文章说的是本月10日下午，他照常去给武警班学生讲课，却发现整班35名学生集体缺课，去给来访复旦大学的香港艺人梁朝伟“站岗”的事。张教授后来被告知，这个班的学生是“被团委叫去维持相辉堂秩序”。对此，张教授表示，“今天是我多少年来第一次如此生气的日子”，并感叹“复旦世道变了”。
与张教授的愤怒比起来，复旦大学学生组织的反应还是相当淡定的。作为此次活动的组织方之一、复旦大学学生会通过其官方微博，说“这次事件主要是由沟通上的不完全和我们工作不够深入细致造成的”。这种相当“官式”的语言及其表达方式，在相当程度上真切地勾勒出了复旦大学学生组织的成熟与老练。两相对照，倒显得张教授“小题大做”、反应过当。
实际上，复旦大学学生组织的成熟与老练还不止体现在其利用官方微博发布的“说明”上。作为活动组织者，他们马上能够想到学校的“武警班”，并且用其所长，真乃独具慧眼也。不仅独具慧眼，而且还独具“想法”。复旦大学学生会的官方微博表示，“作为学生组织，我们知道学校第一课堂的教学是非常重要的，绝不会因为其他事情耽误同学们的学习，这是学生会搞活动一贯的原则”。但是，“知道”、“绝不会”、“原则”，与其把武警班“人尽其才”的实际做法比起来，恰恰说明其根本就没有把武警班的学员作为“同学们”来看待，那个“一贯的原则”也没有“一贯”到武警班这里。
不过，看起来，张教授却并没有把武警班的学员当成只是来复旦大学“混文凭”的人。否则，他也不至于感到“如此生气”。“复旦大学一部分学生把追星、娱乐放在第一位了”的现实，使张教授质疑“团委的相关领导分不清楚教学科研是第一位还是娱乐追星是第一位”。但实际上，张教授所指的“团委的相关领导”如此所为，并非是“分不清楚”教学科研与娱乐追星谁是第一位，相反，而是太清楚应该把什么放在“第一位”。当然，这里的“第一位”，可能既不是教学科研，甚至也不是娱乐追星。
由复旦大学的学生“大部分的时间在课堂、实验室和图书馆内”，到部分人“把追星、娱乐放在第一位了”，张庆熊教授慨叹复旦大学的“世道”之变。作为哲学系的教授，张庆熊教授当然知道“世道”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但问题在于怎么变、向哪里变。
好像就在上个月，明升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陈伟发表了一篇有关学生会的“博文”。该文一经面世，立刻引来热议。陈教授的文章分析说，现在大学学生会干部为了争取相应的利益，一心追求让（团委）领导高兴，遵从的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官本位和奉行形式主义。由此，“在这种氛围中成长的学生，不懂公民美德、公民自治，进社会了还是搞官本位、阿谀奉承，他们能力越强，危害越大”。
据说，陈教授的文章发表后，除了本校的教师纷纷表示支持外，还有来自“北大、复旦等高校一些老师的声援与支持”。而在清华大学发起的“你对自己所在学校的团委和学生会是否满意”的调查中，有81%的人对此回答为“否”。
两个教授，一南一北，曲虽异和却众，足见彼道不孤，因为“世道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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