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法明 画
菜鸟们抱着锻炼自己的目的递交入会申请，之后能够混出名堂来的却寥寥无几。通过学生会工作获得保研或者增加就业筹码等利益诉求，似乎才是部分学生会们走下去的真正动力……
“干部”
大学不是社会，但大学里有一门有关学生会的学问，令入学的新生费解。许多菜鸟抱着“锻炼自己”的目的递交入会申请，之后能混出名堂的却寥寥无几。有人负气远离学生会，有人坚持走在“混学生会”的路上。
学生会，究竟是追名逐利之地，还是锻炼学子能力的试验场？记者近日走访北京几所高校，听到的声音各有不同。
有些人的官僚气，“让人很不舒服”
今年的大学开学季，顺利考入明升中国人民大学的刘若和王亚楠，还沉浸在对大学生活热烈而新鲜的体验中。
一则学生会招新的告示，让两位女生心动。王亚楠和刘若都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院校学生会组织。然而，短短两个月后，她们对学生会的看法便发生了改变。
“本来很想做点东西，结果参加后感觉，很多做了部长、主席的师哥师姐们，对我们这些小干事实在太没有礼貌了，可以用张牙舞爪、吆三喝四来形容。”刘若说，“在第一次开会时，一个当了副部长的师姐很狂地说，‘给你们一些建议，你们想听就听不想听就算了’，那感觉就像训下属。”
一些小细节也让刘若感觉到了压迫感。“见了师哥师姐怎么问好？怎么快速地和部长们建立较为紧密的关系，在众多的干事中崭露头角，这些都让人觉得好复杂啊。有些人身上的官僚气，也让人很不舒服。”感觉到明显的不平等和失望之后，刘若选择慢慢地远离学生会。“我想，毕竟大学还是要以学业为主，既然自己未来的目标是出国，还是先学习吧。”
与刘若不同，王亚楠被分到了生活部，部里人很少，事情也比较少，平时负责带她的副部长人很好，这让王亚楠多少有些安慰。
但是，在随后的两个月时间中，王亚楠慢慢发现，即便没有太多的具体事务，每周一次的学生会例会，也会耗去自己太多的时间。“每次开会大概需要1个小时左右，一周一次这样的会议，除了最初能够让大家互相认识之外，后来基本上是在听副部长、部长们闲扯，没有什么实质议题。”王亚楠认为，“这样的会议完全可以删减，有具体任务时再开会更好。”
在王亚楠的计划里，未来是一定要上研究生的，但在学校庞大而复杂的保研规则中，社会工作这一项，占有相当的分值。这让有点内向的她对是否继续从事学生会工作，有点犹豫不决。“其实，我和刘若都参加了一些社团，比如红十字会和青年志愿者协会，他们定期组织的一些公益服务活动，像去敬老院、组织大家献血等活动，对我们的影响更趋于正面。但是，那些社团经历在保研中被忽略了。”
“混”学生会成利益筹码
尽管没有明确的统计数据，但在记者的调查中发现，大一新生在入学之初，几乎人人都会参加院校各级学生会组织。然而，随着一段时间的接触后，他们中75%左右的人会在一两个月后淡出学生会，最终只有五分之一的人，以干事的形式，与学生会保持一种较为密切的联系。
在一些高校里，学生担任学生会的职位与入学年限有关。大一新生为干事，大二时，一些优秀的干事会被提拔为副部长，大三时，在多位副部长中，会产生一位部长。至于问鼎学生会主席一职，这样的机会显然异常渺茫。然而，无论是副部长、部长还是学生会主席，他们的产生都与学生无关。
“没有过公开的选举，也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则，基本上是由学校来指定的。当然，这里面也会参考个人表现以及部长、主席的意见。”已经晋升为副部长的大二男生符铭说，“如何在学校老师那里建立好感，就相当重要了。”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混”学生会？
采访中，记者发现，尽管最初大部分人参加学生会的目的只是为了“锻炼自己”，但在潜意识中，通过学生会工作获得保研或者增加就业筹码，似乎才是部分学生会干部们走下去的真正动力。
“学校没有明确的规定，说学生会主席就一定可以保研，但大家会看嘛，往届的主席几乎都获得了保研名额，这几乎就是公开的潜规则。”一位大三的学生会部长告诉记者，“混学生会，有时候与能力有关，但更多时候也与个人的性格、交际能力甚至家世背景有关。一些长相甜美的女生，尤其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
在校学生会公关部工作的大二女生李婉告诉记者，公关部的主要工作是拉赞助。“上个学年，我觉得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是，自己拉到了一笔3000元餐劵的赞助。”李婉为此很是高兴了一阵子。
这样的成绩在刘若看来，“对一些有家世背景的同学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她告诉记者，本系有不少同学的家庭背景好，他们依赖父母的社会关系随便拉个万把块钱的赞助，很快便能够在众多普通家庭出身的学生中凸显出来。
符铭为是否还要在学生会这条路上走下去苦恼着，“学生会工作占据了我很多时间，一方面它的确教会了我一些为人处世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又担心是否一定能够实现保研的目的。”
学生会工作的另一个好处是，在争取奖学金时，学生会有独立推荐资格。也就是说，大多数学生需要通过成绩排名来获取奖学金，而在学生会中工作的学生每年有稳定的名额可以直接获取奖学金。
“是否获得过奖学金与未来能否保研也有一定关系。”一位大三的学生告诉记者，保研主要考察学生的三方面能力：成绩、科研论文以及社会工作。“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连环套，比如成绩不一定看总分，而要看你的专业分和选修分；科研论文就要参加学校的各种大赛；社会工作就主要指学生会工作。三年下来，我才基本上搞明白这套规则，很多时候，会觉得相当疲惫。”
学生会里学到“成熟”？
近日，明升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在中写道，“学生会本应是学生自治组织，现在却成了‘被治’组织，完全接受团委的领导或指导，从财政、学生干部任免各个方面被完全控制，由此产生了诸多问题：学生干部的产生不透明、官僚作风盛行、不为学生谋利、学生干部可以享受如保送研究生、评奖学金、参加对外交流活动等各方面优惠。”
在采访中，人大的不少学生坦言，“感觉没有陈老师说得那么严重，但那些问题的确多多少少地存在着。”
也有学生表示，在学生会里，“自己的确学到了不少”。
符铭对此感触很深。他举例说，自己是三个大课的课代表。老师之所以不约而同地选中他，只是因为他更会处理师生关系。“一个是老师问，谁愿意买他的书作为教材，当时全班只有我一个人举手了；还有一个是老师下课后说，如果有人想要课件，可以给他发邮件，全班也只有我一个人下课后马上给老师发了邮件。”符铭为自己的这种成熟辩解说，“我都是真心的，但老师也需要学生的呼应嘛。”
同样，从学生会上下级之间相处中学习到的“不能童言无忌”、“谨慎的人际交往规则”，让符铭在日常学习中处理和同学的关系时，格外小心。他会早到教室半小时，随时准备帮助有需要的同学复制各种学习资料，在和同学交谈时，会关注是否平视对方等细节。
在听到符铭的学生会工作领悟之后，上世纪80年代就读于清华大学的陈晓感慨道：“我们那个时代的大学和学生会，真的没有这么复杂，大家一起谈理想，写诗，切磋专业知识，大学真的就是象牙塔。”
而针对学生会的半官僚化问题，明升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新教育改革发起人朱永新说，什么样的大学造就什么样的大学学生会。大学本来应该是一个相对民主、自由、宽松、自治的机构，这样一个机构才能保证大学成为一个自由思想的发源地，应该淡化大学的行政色彩。
学生会里，究竟学到了什么？每一个参加过以及仍在参加着的大学生心里，都有一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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