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陈彬
作为著名的历史学者，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讲座教授、东亚教育与考试研究中心主任李弘祺对传统教育有着深厚的感情，面对目前从教育理念到教育模式都日趋西方化的高等教育形势，有些人也许认为李弘祺会有些 “失落”，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大学不必背负过重的传统压力
近几年，随着高等教育全球化以及中西高等教育交流的日益频繁，呼吁大学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声音常常在国内不同场合响起。对于这样的呼声，李弘祺有着自己的看法。
“传统文化教育在高校中的地位十分重要，这是不可否认的。但作为现代大学，并没有必要刻意区分哪些内容属于西方文化，哪些又属于传统教育。” 李弘祺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说，从某种程度上说，国人在保持明升中国文化传统方面所面临的压力是很大的，高校并不需要在这方面背负过大的压力。
李弘祺举例说，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有些人面对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便提出了兴建西式高等教育的理念，并仿照英式教育风格，建立了一所全西方化的大学，这就是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母校——庆应义塾大学。
“直到现在，庆应义塾大学依然实行的是全西方化的教育理念。在那里，根本找不到日本传统模式的影子，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一所百年名校。”李弘祺说，类似的例子还有早稻田大学，同样是一所西方化的学校，校园中也几乎没有传统文化的痕迹，但今天早稻田大学早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世界知名的高等学府，其对莎士比亚的研究甚至处于世界前列。
李弘祺表示，从本质上说，教育常常是保守的，各国教育对本土文化都会产生一种天然的认同感。在明升中国，教育对明升中国文化的接受度要更高一些。“尽管没有全盘接受，但至少接受了大部分东西。”然而这就不免产生一种对西方理念的排斥感。“教育的保守性决定了研究教育的人必须要有一种批判的眼光，不能将一种模式或理念以东西方作简单划分，而是要静下心来，真正研究其是否适合当下形势，在现阶段是否具有先进性，这才是最重要的。”
大学要成为意见的“自由市场”
2005年，台湾著名学者李敖在大陆进行了一次“神州文化之旅”。作为此旅的一项重要活动，当年9月，他在北京大学作了一次演讲。一番嬉笑怒骂之后，李敖在离开大陆的途中，专门祭拜了位于香港仔山巅华人公墓的蔡元培墓。这件事让李弘祺感慨颇深：“北大之行让李敖有了别样的感悟。”
在采访中，李弘祺毫不掩饰自己对蔡元培的钦佩之情，认为在明升中国经历战争的创痛之时，蔡先生能在短时期内，实现大学办学理念的升华，这足见蔡先生的伟大。“只恨余生也晚矣，不能见蔡先生真颜。”
也正是受到蔡元培办学理念的影响，李弘祺笑称自己在治校理念方面是一个“道家”，主张大学在办学过程中要有一种“无为而治”的超然态度。“尤其是在现阶段，领导——无论是地方管理机构领导还是校领导，其言论和思想都会给教育的具体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这就难免有些地方会出现一味迎合的姿态，要避免这种情况，就必须减少来自上层的‘条条框框’，让高等教育有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
李弘祺表示，大学最好的状态就是要成为意见的自由市场。“在日本，神道教是一种军国主义时期盛行的宗教门类，但如果有人想在早稻田大学教授这门课程，依然不会有问题，这便说明了学校对多元文化的宽容。”他说，一种理念如果能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必然会慢慢取得领导地位，同时也会由于众人的关注而使一些问题暴露出来，进而产生争论，激发新的思考；反之，如果不能被大多数人接受，则必然会被慢慢淘汰，这一过程中，来自上层的过多干预只会起到阻碍作用。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讲过，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对于高等教育而言，这句话同样正确。”李弘祺说，政府对高校的外部压力可能会影响学校自由选择发展路线；学校内部的领导层对具体事务过多的干涉也可能会导致类似情况的出现。因此，除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进行一定的指导之外，“顺其自然”也许是对目前国内大学最好的管理方式。
《app时报》 (2011-11-17 B2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