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伟驰/漫画
“谁愿意做小人?小人是逼出来的。” 梁伟驰/漫画
■大学评价一个老师，就像拧螺丝一样，越拧越紧，一套套量化考核标准在“折腾教授”，“学校就是要项目数。这是教育部排名的硬件。”有的学校还设立“学术驻京办”。
■“比起媒体上讨论的‘汪晖’，个别拥有行政资源的学官们，其实是最大的明火执仗的‘抄袭者’。”
■有些“精于此道”的教授将连续申报项目视作“生财之道”，有的高达上百万，也有人编一套假发票把家具以“学术经费”之名抱回家，“谁愿意做小人?小人是逼出来的。”
心理过山车
“我昨天有项目，我就有水平，今天没有项目了，就水平下降了，我难道不是同一个我吗?”
53岁的胡学文是东南部某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顶着令人羡慕的“特聘教授”头衔。但这么多年，他似乎一直被困在一座看不见的围城之中。
仅对教授资格的滚动式认证，就令他够焦虑了，直到退休，都是他心头阴影。
如果项目明年结题，他的特聘教授资格将被取消，“特聘教授一年一评，必须承担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他绞尽脑汁找到了一个护身符——“延期两年结题”。
他盘算着，离他退休还有5年，如果能再申请上一个项目，就能把特聘教授的待遇保持到退休；如果申请不上，则被降级为“普通教授”。
国家社科办有规定，手持项目者，无权再申请新项目，必须等项目结题，他很矛盾，一方面盼着结题，一方面又想使项目延长些。
特聘教授比普通教授每年多5万元工资。如果失去特聘教授资格，损失的除了工资，还有面子。他曾经历过一次被降格的心理“过山车”。
因为曾承担199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4年他被聘为“特聘教授”。第二年学校政策改了，旧项目不算数了，他重又沦为普通教授。
为了重获“特聘”资格，从2005年开始，他每年都要申请社科项目，有次他的项目“入围”了，据当时政策，入围国家级项目，省里会补偿一个项目，但省级项目少，走关系的人多，他不想求人，最后空手而回。
直到2008年，他终于拿到一个国家级项目。但这一年，“特聘教授”的资格认定条件又加码了，除承担一个国家级课题，还要多承担一个省部级或市级社科项目，叫“一大一小”。庆幸的是，他过五关斩六将又申请到了一个市级项目，再次被擢升为“特聘教授”。
他的课受学生欢迎，打分在85分以上，他的词学专著早就成为专业的必读书目，但这些却无关紧要，只要没承担国家级项目就一票否决，“我昨天有项目，我就有水平，今天没有项目了，就水平下降了，我难道不是同一个我吗?”他觉得学校评价一个老师，就像拧螺丝一样，越拧越紧，让老师不能消停，是“折腾教授”，他感到当教授越来越难，“学校就是要项目数。这是教育部排名的硬件。”
明火执仗的“学官抄袭者”
潜规则是，有行政资源的校长和院领导，主持一些重大项目时，号称“举全院之力”，其实只是挂名，实际操作的是青年老师和学生。
2008年入职的“海龟”赵涛刚踏入了围城。
他从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再读博士后，据协议，必须承担并结项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否则不能出站。自从2008年底起他就开始发愁。
国家社科规划办通常在每年年底发布23个学科的“课题指南”，意味着申报课题只能是“规定动作”。
赵涛企图找到以往项目立项的规律，他买了一本在畅销书排行榜上脱销的书，名为《国家哲学和社会app“十五”研究状况与“十一五”发展趋势》，定价198元。
令他困惑的是，有些越空洞的课题，研究经费越多。很多立项课题，他看不出有什么学理性，比如一项标价为50万元的课题是“如何与媒体打交道”。
当了30年教授的胡学文更清楚其中“潜规则”，他眼见某些有行政资源的校长和院领导，主持一些重大项目时，号称“举全院之力”，其实只是挂名，实际操作的是青年老师和学生，“比起媒体上讨论的‘汪晖’，个别拥有行政资源的学官们，其实是最大的明火执仗的‘抄袭者’。”
一位哲学教授把正在翻译的一本前南斯拉夫的哲学著作，直接当作“原创”，本以为够冷僻了，没想“克莱登”遇到“克莱登”，还是被告发了。
关于抄袭，国家社科办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2万多份申请材料中，有专家反映个别课题论证中多处存在严重抄袭行为。在会议评审中，也有评审组发现两份题目虽然不同，但论证核心内容和表述多处雷同的申报材料”。
浏览社科网站上的历年项目，年年重复，从国家、省级到市级、校级，上下“比葫芦画瓢”，各省间社科基金半斤八两。有些题目像“文字游戏”，比如“马克思主义和与时俱进”和“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出现。
赵涛买的那部厚书中说，外国文学类题目中，“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司汤达、左拉等研究，低水平的重复不少于80%。”有的甚至连题目都一字不差，比如，两个关于大学生就业研究的项目同时出现在立项栏中，一个标价42万，一个标价15万，胡学文为此还打电话询问过国家社科办有何不同，对方答复，“一个是重大项目，一个是年度项目”。他还是一头雾水，不清楚“重大”和“年度”的判断标准。
胡学文也发现，“跟风”研究多，金融危机来了研究金融危机，四川地震来了研究地震，奥运会来了研究奥运，光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大同小异的有二三十个，有的经费高达四十多万，“还不如直接拨给灾后重建”。
而有些临时对策性研究，还没等结题已时过境迁，“纳税人的钱花出去了，打了水漂”。
赵涛听几位国家社科评审评委说，课题指南中三分之二题目是“坐机关办公室的出的”。有一年，一个单位组织雄厚的“实力”申报到了“指南”中的重大课题《邓小平宣传思想研究》，当时标价8万元，因找不到相关材料，“特大课题成了特大难题”。
赵涛发现在指南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的明升中国化”、“延安左翼作家研究”几个项目提供的金额很可观。他注意到国家社科办的官方阐释：“哲学社会app除了个别学科，绝大多数学科内容都具有比较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他最后还是选择了“个别”学科，不想太改变自己的学术方向。
国家社科基金也经历了从没多少人申请到趋之若鹜的变化：198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只有500万元，2009年全国社科基金已近4亿元。
国家社科办网站谈到社科基金发展的喜人形势：“各高校普遍把是否承担、承担多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作为衡量自己研究实力的硬指标。”仅去年全国社科基金项目受理机构就接到14万种材料，包括赵涛在内，加上省部级和级别更低的，是一个天文数字。
申报秘籍与“学术驻京办”
北大、人大、复旦、南大、浙大等重点大学入围率达33%以上，地方院校能申请到的比例小得多。
那段时期，被同事们描述为“黑五月”，拿赵涛的话说，填写申报材料就够“恐怖”了。
第一份申报材料投出后，他开始有一种恐慌感，决定模仿别人，普遍撒网，“碰碰运气”。每个月他都“改头换面”投出一两个，甚至投到了国家体育总局的基金里，但也泥牛入海。
他每次去科研处，发现校级项目的一摞申请书都长高一大截。他想，大的抓不住，小的也别跑了，顺便也摞上一份。
他甚至在网上看到义务传授秘籍的帖子，有一份帖子在传授了几十条“注意事项”后，不忘记叮咛一句，“不排除动用其他手段”。
作讲师的赵涛一学年每周有三门课，12课时，为了凑时间写申报材料，他把12节课挪到一天讲。讲完嗓子都哑了，每天没在凌晨两点前睡过觉。
一份申请书通常有15页。仅其中课题说明，要写5000到8000字，“申报项目是‘期货’，你把它说成一朵花，结果可能是一堆豆腐渣。”最让他伤脑筋的是，在申报表中要分别填写“前期成果、研究意义、研究开展、研究内容”等。他看不出实际差别，但还得绞尽脑汁细分，把有限的几个词平衡分配到几个空格中，“投了20份，光申报书就有一二十万字”。
申报书投递之后，经筛选，被匿去名字和单位后，分到匿名评委处。这叫双重匿名。一份项目申报表由5名匿名评委打分。
胡学文作为国家专家库成员，有时被抽做匿名评委，经常接到各种“打听”电话。2008年他自己申报项目时，见周围人都在打电话，托关系，一开始很不屑，但身在其中不由地产生一种惶恐感。有一次，他参加一个全国学术会议，遇到几个名单在专家库里的教授，也半开玩笑地打了个招呼：“请高抬贵手”。事后才知，此人并非相关评委。
以2010年为例，匿名评委有5362人，打听匿名评委如同大海捞针。
匿名评委审读堆积如山的材料也是苦差，“满篇都是套话”，而那些集体参与的专著，除了个别章节，大部分为“拼凑而成”。匿名评委有时虽分打得低些，但还是会给“通过”，都是圈里人，睁只眼闭只眼。
过了匿名评委这关，项目算“入围”。这一关刷下来八成申请者。以今年为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国共申报27171项，4652个入围，入围率为17.1%。
接下来一轮，是会议评委的最后评审，由学科组长召集280名会议评委投票和开会表决。最后经领导小组审批后，正式立项2285个。立项率为8.42%。这一轮又刷下来九成。
国家社科办每年都强调严防评委被“攻关”。赵涛心想，既然要防止被“攻关”，说明“攻关”的存在，想到这里，他莫名地担心起来。而国家社科办的对策是，将会议评审专家库扩大，增加随机性和不确定性，降低“攻关”可能性，对个别信誉不良专家，要除名。
胡学文清楚历史：1995年开始的“211”工程，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授、博士、论文、获奖等数量作为考核学校的硬指标。
学校分等级，教授分等级，学科也分重点学科和一级学科。“211”学校会有数以“亿”计拨款倾斜。“211”外的大学，校长为了政绩和争取地方政府拨款，也向这些指标系统靠拢，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的学校还设立了“学术驻京办”，常驻北京争项目。北大、人大、复旦、南大、浙大等重点大学入围率达33%以上，地方院校能申请到的比例小得多。有些未获立项，也和“专家”是“外行”、“不对口”有关系。
一位副教授本来是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公认的实力派，但5个专业不对口的古代文学“专家”评委乱点鸳鸯谱，把项目给了其他专业申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