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造就了一所伟大的大学？”这应该是当代高等教育中人们一直在探索的一个命题。2010年7月1日出版的《泰晤士高等教育》刊登了英国著名学者的长篇文章探讨这一问题，它对当今明升中国的高等教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事件回放
《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简称THE）是一份英国出版的高等教育刊物。7月1日，该刊以《感触伟大》（Touching Greatness）为封面文章的题目，探讨“是什么造就了一所伟大的大学”这一问题。其主打文章为《伟大的未知数》（The Great Unknown），同时配有编者的推荐文章《领袖：寻求卓越时的关键词》（Leader: As One in Search of Excellence）。
《伟大的未知数》一文的作者是格里艾姆·哈珀（Graeme Harper）教授，他是英国班戈大学（Bangor University）艺术与人文学院副院长，还是创作研究与传媒学院创作明升研究中心（Creative Industries Research Centre）主任。作为英国知名学者，哈珀对高等教育有深刻的研究，担任着一些学术组织高等教育委员会的主任等职。
历经十年，探寻大学何以“伟大”
美国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菲利普·奥特巴赫（Philip Altbach）教授说，提到世界一流大学，“人人都想要，却没有人知道她是什么，也没人知道怎么去得到她”。那么，究竟是什么造就了一所伟大的大学？是否一定要以西方大学为模板，甚至具体地说，就是要以美国为榜样，还是说，只要看其所从事的研究水平高低就可以了？
哈珀教授从2001年开始，接手了一个全球性的高等教育研究项目，试图回答的问题就是：“是什么造就了一所伟大的大学”（what makes a great university）。对于这样的问题，他必须要捕捉到“伟大”（great）的精髓之所在。他说，最开始的时候，这不过是“个人的学术兴趣而已”，但很快他就被这个题目迷住了。2002年初的时候，他开始了第一次的国际远游，并且自此之后，访问了世界各地的众多高等院校。
在哈珀教授看来，假如我们想象这个世界是由一系列的力量所构成的，比如：有些是我们必须要承受的（如大自然的强劲力量）；有些是我们通过人类的发明创造而有能力加以控制的（如人类对时间和空间某些方面的影响）；有些则是人类可以主宰的（如人类对于自己的发明创造），那么，高等教育应该归于哪种类型？高等教育背后的力量是什么？高等教育本身的力量又在哪里？
哈珀教授说，探讨一所大学何以“伟大”（great）抑或“成功”（successful）是当今世界的热点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人们似乎更关注政府与高校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只要上网去看一下，就可以查到成千上万的相关条目，其中既有各个大学的手机版、未来的规划，也有各种不同的使命观和众多的政治政策与决定。
哈珀教授承认，自己阅读过很多此类材料和文献。他说，现在最流行的无疑是各类高校排行榜了。但有趣的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比较不容易，于是，在各个国家内部所进行的比较既繁多又常见。在印度，有对印度大学的科研水平进行排名的排行榜；在明升中国，有网上针对明升中国所有高校的排行榜。
哈珀教授说，在这些排行榜中，人们探讨的是成功，寻找的是卓越，张扬的是志向等等因素。在此，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再去追问，每位学者究竟在全球范围内为专业、学术界、社会与国家都作出了哪些贡献。他说，如果学术界曾经只是一个研究个人兴趣的场所，那么，这样的记忆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被人们迅速地淡忘了。哈珀教授的研究表明，如果要问大学何以“伟大”，首先就要找准正确的方向，否则就会出现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结果。
所有大学，都有其“伟大”的一面
在最近的10年里，哈珀教授造访了全世界五大洲的众多一流高校，而最近这几年，重点集中在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高等院校。他说，自己所到之处，只是访问和观察而已。
在我们的个人经验中，一旦问起一所大学何以出众，人们往往会说，她的教学如何的出色，学术水平如何的高端，校园多么的漂亮，建筑多么的古老而优美等等，或者所有的因素兼而有之。但问题是，这样的因素，是否是一所大学被称为“伟大”的原因所在？
2002年，哈珀教授造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简称MIT）。他说，他当然可以肯定自己所访问的是一所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那么，MIT给自己留下的是什么印象呢？那的确是“伟大的研究——探索性的、开创性的、好奇心所驱动的研究，是知识财富与对知识的渴望在个体与群体中的一种有机传播”。谈到MIT的研究，其光芒照人，似乎根本用不着言说。那么，这是不是一所伟大的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呢？
哈珀教授说，也许是，但问题是，一旦你有类似的发现，这些发现就会引出更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就又会驱使你去做更多的访问。他想要寻找的是，MIT在实验室之外还有无可贵之处？
再说漂亮的校园。哈珀教授于2004年11月造访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Flinders University）。当他站在这座美丽校园古老的建筑面前时，他在问自己：这所大学在对自己述说着什么呢？一般来说，伟大的大学都会有一些美丽的建筑设施，正是她们将历史和传统融于现代社会之中，使人们既能意识到过去和当下，也能意识到未来。那么，什么样的建筑使一所大学显得卓尔不群呢？其实，哈珀教授更想追问的是：是否有了古老的建筑，一所大学就可以称为是“伟大的”大学了呢？
哈珀教授很遗憾地说，虽然大学中的建筑大都是象征性的，但他还是发现，即便是那些年长的学者也会把它们与那些使大学成为伟大的因素混为一谈。他认为，如此一来，人们既发现不了“伟大”，也找不到“伟大”的潜力所在。
由此，哈珀教授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说：“这也许是人类的弱点吧：把一种理想附着于客观的附属品之上，要远比在现实中去实现理想轻松得多。”于是，哈珀漫步校园，走进教室听课，注意浏览办公楼里的留言板，与清洁工、安保人员交流，与出租车司机聊天。他努力要去发现那些在学术水平、建筑设施等等之外的因素。
经过10年的潜心研究之后，哈珀教授发现，尽管大学的学术研究的水平高低最为人们所关注，但大学的理想（ideals）更为重要，因为正是这样的理想使一所学术机构（an institution）成为了一所大学（a university）。他指出：“坚定不移地坚持大学的理想而不是诉诸于短期的调整策略，乃是一种勇敢的行为。”
为什么这么说呢？哈珀教授提出：“一所伟大的大学的品质所在，不会偏于一物，也不会只求一能，而是诸多人类活动的组合、重要理想的集合、各种人类力量的融合。”就此，他提出，“所有大学都有或者说潜在的有其伟大的一面。”
要问大学何以“伟大”
最后再去问学者们的观点
哈珀教授说，在他从事该项研究10年后，他有一个秘密，或者说是一个小计策：要想研究“是什么造就了一所伟大的大学”，“不要仅仅去问学者们。实际上，应该最后去问学者们”。那么，首先应该去请教谁呢？应该去问那些给图书上架的图书馆的助理员们，问校园的保安和清洁工，问园艺工人和开校车的女司机。问校园附近大街上的人们，商店的店主，旅店的老板，议会的工人。还要问大学所在城市的出租车司机们。
哈珀教授讲了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在2008年去访问圣安德鲁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 Andrews）这所苏格兰最古老的大学。谈到这所大学，人们的话题都难以避免地会围绕着年代和传统来谈。但问题是：是否这些就是这所大学所要追求或者是达到“伟大”之处所具有的能力呢？
也许是。但令哈珀一行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在圣安德鲁斯所遇到的出租车司机，对这所大学的了解要远远多于这所大学中的很多学者。他们不仅能说出一些重要的年份和重要事件的年代，而且能够说出大学主图书馆的概貌，还能回忆起哪些教授在什么重要的公共场合所作的某些重要的演讲。据此，哈珀说：“这不仅仅是一种地方自豪感，它与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创造力（creation）、再创造力（recreation）及其贡献（contribution）休戚相关。”但问题是，就其本质而言，在这种创造力和再创造力的背后，究竟是什么东西？一所大学又是如何作出贡献的呢？
历史学家托马斯·班德（Thomas Bender）说过：“无论有怎样的地方色彩，历史地看，一所大学都在不停地为学问（learning）而努力，它至少会朝向某种普世的意义。”
在哈珀教授看来，这里的“朝向”并非到达的表面行动。问题的关键在于，“追求”（seek）居于大学理想的核心地位，无论是在概念的范畴还是在其使命陈述（mission statement）之中，莫不如此。但更为重要的是，追求还应该居于个人和高等院校实际行动的核心地位。这样的价值观要远远超越日常的正规教学行为，也远远超越循规蹈矩的学术研究、常规的知识传播或是计划内的高校活动。换言之，在其核心之中，追求（seeking）的行动要超越与“大学”有关的任何专业的界限。哈珀教授说，十年的探索经验告诉他，创立一所伟大的大学，要比创办一所机构齐全的学术共同体困难得多。
哈珀举例说，当我们对大学进行分类时，总是喜欢去考察她在地方、地区、国家以及国际上的影响。但他认为，尽管这样的分类有时候很有说服力，但也恰恰是这样颇有局限性的分类标准，削弱了所有大学有可能对世界作出贡献的一种潜在的普遍性。
大学，应该是“知识的栖息地”
大约一年半前，哈珀教授与哈佛本科生学院（Harvard College）的院长进行了一次交谈。他提出的问题是：是什么使哈佛居于全球高校的领先地位？他得到的答案简单而直接：领袖意识（leadership）。他说，来自哈佛大学的答案是：“那些进入哈佛大学的人，从入校的那一刻起就把自己视为领袖（leader），而且任何时候他们都牢记这一点。”
哈珀教授为此提出了一个新的词汇：“知识的栖息地”（knowledge habitats）。他说，“所谓知识的栖息地，无论是实体的还是虚拟的、物质的还是概念的，都是指知识能够得以推进的地方”。“知识的栖息地一半是建立起来的，另一半则是建立在所有学者和学术界对创造、检验特别是探索的信仰和观念之上”。哈珀教授说，在知识的栖息地，领袖意识并非一种品牌而是一种感觉，探索（exploration）是其核心的志向，可以说，领袖意识与探索这两者都是系列行为。既然创造知识的栖息地是最基本的，这也就成为伟大的大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哈珀教授说，在伦敦，一所久负盛名的大学校长告诉他：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大学都应该有所发展，并充分利用好知识的栖息地——这话怎么理解呢？英国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校长（vice-chancellor）奈吉尔·史瑞夫特（Nigel Thrift）的一席话，为此作出了注脚：“各种思想能够自由、公开地交流，学术自由，没有偏见，大家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工作。”他还说，如果一所高校不能坚持这些基本的学术价值观，就不配称为大学。同时，要千方百计地保护这样的价值观，“一切都居于次要地位：没有这些价值观，我们就不能被称为大学了”。
哈珀教授在文章的结尾处说：“在我们所处的这个——金融的、政治的、体制的——各种力量总是对立的世界中，有一点可以确信无疑：高等教育的力量（无论她是什么，也无论她能是什么），恰恰在于人类的雄心壮志（human ambition）。”为此，人类应该为高等教育承担起全部的责任。
《泰晤士高等教育》的编者文章说得好：“渴望最好、得到最佳，是人类雄心壮志的核心。……世界可能在改变，但有些东西则必须恒久不变。高等教育的基本学术价值观无比珍贵，我们绝不应该忘记一所大学特别是一所伟大的大学的使命所在。”
《app时报》 (2010-7-13 B3 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