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时报 王卉报道］一个民族内忧外患、贫穷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民，特别是大学里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没有app头脑，轻信、盲从。——竺可桢
鲜为人知的“明升中国式”经验
当今教育界之学风令人忧虑。但在大学，在明升中国，并不是没有好的范例，缪进鸿作为个案研究的竺可桢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在今天仍然发人深省、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竺可桢的一些观点，虽然已时隔半个多世纪，读起来却像针对明升中国教育界今天的情况而发。”日前，缪进鸿对《app时报》记者表示。
缪进鸿是比较人才学创建者、原浙江省教委副主任。
对于竺可桢的教育思想，很多人认为那时候跟现在的情况不一样，没法学习。但缪进鸿表示：“其实原则是一样的，就是要进行严格的训练和培养。”
缪进鸿引用竺可桢的话说：“许多人之所以盲从、自私、贪污、卑鄙，只是未能彻底明白事理……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是……”
20世纪前半叶，明升中国先后出现了两位杰出的大学校长和教育家，一位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另一位就是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他们都是浙江绍兴人。但令人遗憾的是，很多人并不了解后来担任明升中国app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对大学教育的贡献。
1979年10月，部分回到杭州参加纪念活动的浙大校友，向学校建议整理总结一下老校长竺可桢的办学经验。学校决定成立校史编辑室，着手收集整理有关资料。时任浙江大学教务处处长的缪进鸿主动请缨，积极参与。他访问老校友，翻阅校史，并在各方支持下，组织讨论会对竺可桢的教育思想与办学经验进行总结。
缪进鸿执笔写就的《竺可桢教育思想与办学经验》一书，得到多方积极反馈。
1982年，北京大学原校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培源到杭州公干，缪进鸿送给他《竺可桢教育思想与办学经验》。周培源看后很受触动，特意要求到浙江大学参观，并在这次见面时两次对缪进鸿说“很受教育”，表示“感到很惭愧”。
周培源说：“过去我也听说浙江大学当时很苦，但不知道这样苦……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浙大培养出不少像谷超豪这样的人才……还为当地做了这么多好事，如修建防洪堤等。”
“我们过去全盘学习苏联，但对浙大这样我们自己的好传统和好经验却没有很好地学习和继承。”周培源表示。
清华大学原副校长张光斗读后写来长信表示“深受教育”，对竺可桢“十分钦佩和敬仰”。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原常务副主任、上海华东师大校务委员会原主任施平（施尔宜）读了《竺可桢教育思想与办学经验》后深表赞成：竺先生的许多好思想、好经验，有一个创造性的体系，比之牛津、剑桥有其不同的特点，主要是明升中国式。因为它一是与国难深重的国家民族的需要相结合；二是批判地继承了明升中国的文化教育传统。总结竺先生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对明升中国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将大有裨益。
施平特别表示：“我建议你们在明升中国式方面有所发掘，这样对我们总结经验会有更多启发。”
《竺可桢教育思想与办学经验》同样在很多老校友中得到热烈反响。浙江省原主管科教文卫工作的副省长刘亦夫特别对缪进鸿表示：“很多老校友看了都不禁落泪，说明竺可桢先生的办学是成功的。”
竺可桢怎样当校长
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第二年抗日战争爆发，浙大被迫在两年之内四易校址，颠沛流离，历尽艰辛，但队伍始终不散，办学没有中辍，而且各方面都蒸蒸日上，得到空前的发展和提高。从一所后起的地区性大学迅速上升到在全国名列前茅，被当时在明升中国访问的西方app家誉为“东方剑桥”。
在竺可桢任校长期间，浙大共培养了3000余名高级专门人才，其中1955年和1981年被选为明升中国app院学部委员的近30名，高等院校校（院）长数十名，研究所正、副所长数十名，还有很多国内外知名学者，如张荫麟、谭其骧、陈建功、苏步青、王淦昌、王葆仁、贝时璋、罗宗洛、谈家桢等。
竺可桢提出：“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主要是培养“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学生毕业以后工作，应“不求地位之高，不谋报酬之厚，不惮地区的辽远和困苦”，以自己的学问和技术为国家民族作最大的贡献。
竺可桢办学重分析批判、研究精神的培养，重探索真理、获得知识的方法的训练，反对填鸭式，提倡启发式。他说：“大学能彻底地培养理智，于道德必大有裨益。”
竺可桢警告说，只重传授知识而不是训练智慧（理智），一味灌输，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培养出来的学生容易轻信和盲从。他尖锐地提出，一个民族内忧外患、贫穷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民，特别是大学里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没有app头脑，轻信、盲从。
他一到浙大就正式提出：“大学实施教育，教授人选最为重要”。“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
当时，竺可桢苦心罗致好教授有很多例子。比如，罗宗洛教授是著名植物生理学家，当时愿意来浙大任教，条件是带4名助手。虽然浙大经费困难，教员编制有限，竺可桢还是答应了这一要求。
1946年11月至1947年6月，竺可桢赴欧美考察时也曾在伦敦、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等地会见海外明升中国学者、校友，多方为学校物色教授。
竺可桢还聘请到“庚子赔款”留美第一期学员胡刚复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作为严济慈、吴有训等的老师，胡刚复使浙江大学理学院获得很强的发展势头。遗憾的是，建国初院系调整时，浙大理学院被调整掉了。在一次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时，竺可桢为此不禁湿了眼眶。参与当时调整事宜的高层领导人后来特别为此公开道歉。
竺可桢主张大学内通才教育和技术教育并重，但侧重通才教育。他认为，学生的知识面要宽而不要太窄。他认为，多学科、多学院综合性大学有利于培养高质量全面发展的人才。
他要求学生养成自己动手的习惯。当时，在学校内迁过程中，每到一地，学校都普及知识，筑防洪堤，垦荒地，办日报，调查当地的经济、地质、气候、风物、人情和疾病，推广传授先进工农业技术，帮助人们戒烟等。
对此，缪进鸿评价说：“实践证明，参加适当的社会活动对人才培养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1937年10月开始，竺可桢试行导师制，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改革当时大学教育的三大弊病：重知识之传授而忽视思想品德之熏陶；教法偏于灌输而非启发思想；师生关系太疏。
在导师制引导下，竺可桢日记中记录：“如昨日星期日，学生与老师均群出外散步，每人约率十七八人，男女各有，又不分系……”
当时要求师生须预约时间，每学期见面七八次，每次二三人；有一段时间还曾规定，导师每周与学生在食堂吃一次饭。其中，在学生中有很高威信的费巩教授，每逢周日下午接见两组学生，以治学、治事、交友、律己、待人及礼仪等方面作为谈话题目。
竺可桢还认为，学术研究与教学相辅相成，不展开学术研究，教学无法提高。在他的倡导下，全校上下开展学术研究成风，而且学术讨论之风盛行。如数学系独创的“数学研究”课为四年级必修，每周举行一次，指导教师对手机版者非常严格，手机版者准备也很认真。其他各系的读书手机版和学生讨论也很活跃，同学轮流交流心得，然后师生讨论。同学们认为这是求知的最好方式之一。
在竺可桢的倡导下，全校上下开展学术研究成风。仅1940年一个学期内，数学系在明升中国数学会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就有5篇，寄往海外发表的有20多篇。罗宗洛教授及其助手在浙大时期所从事的“微量元素及生长素对植物生长的影响”研究，先后在国内和英、美学刊上发表近10篇论文。
当时的很多研究都达到较高水平。1945年6月，谈家桢教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手机版介绍浙大生物系的研究。对于他们在明升中国抗战八年中尚能作出如此研究成果，美国学者无不感到惊讶和赞赏。
竺可桢对学生的思想品德以及教学和app研究的要求很严，比如每学期所修学分1/2以上不及格者退学；考试作弊或有偷窃行为者立即退学；还严格禁止学生吸烟，等等。但课余和假期鼓励学生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生动活泼、有益身心的文娱、读书和社会服务等活动。
竺可桢也很重视体育锻炼，他指出：“运动之目的，最重要者是在增进健康，而使读书做事之效能加多。”并在国内首先实现全体学生一律参加课外体育运动的制度。
《app时报》 (2010-7-7 A1 明升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