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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视《手机版调查》对浙大论文造假事件的调查：以求是之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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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3月21日的《手机版调查》播出了对浙江大学论文造假事件的调查——《以求是之名》。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柴静的博客对本期节目进行了记录。
4个月前，国内知名学府浙江大学处理了副教授贺海波论文造假一事件，但是这一事件并没有因为贺海波的辞职而归于平静，反而因为有打假者质疑浙江大学舍车保帅，而成为新的手机版焦点。因为有舆论认为，贺海波的造假并不是个人行为，而是课题组造假，其中，和贺海波的的博士生导师、明升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李连达也可能介入其中。那么，哪一种说法更客观可信，事件背后会有怎么样的思考，二月份，我们介入调查。
贺海波曾经是这里的副教授，在李连达院士的领导下工作，如今，实验室的人员执勤表上，贺海波一栏已经被撕去，“论文造假”事发之后，贺海波迅速离开了学校，没有人知道他的踪影。他离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发表的这8篇文章，他在读浙大博士后期间发表这些论文后，顺利留校，升任副教授。但现在这8篇文章都被认定是剽窃抄袭，他抄袭了自己读博士期间的实验室数据。
戴德哉（明升中国药科大学博士生导师）：这个东西是，完完全全是一个胡扯，完完全全是颠来倒去，不是一个app，七巧板这么拼起来。
戴教授是贺海波在明升中国药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导师，去年，他的实验室向一家国际学术期刊投稿后受到问询，说他的论文和另一本期刊上已经发表的贺海波的论文十分相似，要求解释。
记者：这个全部一模一样吗？
戴德哉：基本上，有个别的调动一点点，你看，这个我们就对下去，到这里，181，7个1，9 11，这边删掉了。
记者：这有可能会是一种巧合吗？
戴德哉：绝对不可能。
记者：这个绝对不可能？
戴德哉：绝对不可能。
在自然app的研究中，两项实验所用药物不同，动物病理模型也不同，绝对不可能出现完全一致的数据和图表。戴教授确定两年前的博士生贺海波剽窃了自己实验室的数据，张冠李戴地拼凑在贺海波自己博士后的论文中，并且已经发表，戴教授要求浙江大学进行调查。
陈枢青（浙江大学药学院党委书记）：实际上我只问了一句，我说，贺海波啊，你导师说你用了一组他的数据，有这回事吗？（他）脸色就变了，他说，陈书记啊，我错了，我去向导师道歉。
戴教授在之后有不断发现贺海波新的造假论文，去年10月26日，贺海波向浙江大学上交了长达10叶的检讨书，他承认所有在浙大工作期间发表的论文都是造假。而且所有剽窃的数据，都是自他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导师和同学们在学术交流时，他复制下来的内容。
曾苏（浙江大学药学院常务副院长）：有的是全部抄袭的，有的是部分抄袭的，有些是一稿多投的，还有一些数据上面重复使用，张冠李戴等等这些问题，就一共是8篇文章。
但是，贺海波的认错并没有让“论文造假”事件平息，人们发现，在贺海波的造假论文里，都有实验室负责人吴理茂与明升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的署名。李连达是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也是贺海波在浙大博士后流动站的合作导师，有人开始质疑这是“院士课题组集体造假”。对此，浙江大学经过调查认为，造假是贺海波的个人行为，与院士课题组无关。
记者：李院士也是课题组的组长，也是他的导师难道对他发表这篇论文不知情吗？
陈枢青：贺海波自己说是这样，李院士说也是这样，我们查得非常细，到现在也没有找到证据，说是李院士审核了以后，才去投（稿）出去的。
但是，这样的回应并没有说服舆论，反而导致了更多人认为浙大是“丢卒保帅”，在保护包庇院士课题组。外界之所以怀疑，有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贺海波既然是李连达课题组成员，他理应做的是课题组的实验，实验的论文也应该是课题组的成果，李院士怎么会不知情呢？
记者：那么贺海波所做的这8篇论文，它们是实验室自己的项目吗？
曾苏：从目前来看这8篇论文里面，大部分都不是李老师要他做的项目，大部分是抄袭，剽窃他博士生导师的实验室的那些数据而来的。
去年11月13日，贺海波被撤销副教授职务和任职资格，随即辞职离开浙大，杳无音讯，那么，他为什么要造假呢？在贺海波的检讨书中，我们看到他三次用同样的理由解释了造假的目的。这就是：“为了能够凑足文章数目，实现顺利留校的目的”，浙大的老师和学生也都印证了这个说法。
马宏图：像贺海波这样的老师来讲，他有他的压力，据我了解，他是一个湖南人，他家庭条件也不好，读博士生的目的就是想留在浙大的。
曾苏：他要留校肯定是要经过竞争嘛，竞争他可能是不是说别人做得比他出色，那么他留校是不是有困难，所以他尽可能多地想发表一些论文。
记者：那么贺海波所有做的这八篇论文，他们是实验室自己的项目吗？
曾苏：从目前来看，这八篇论文里面大部分都不是李老师要他做的项目，就是973冠心2号的复方的项目的。
马宏图：像贺海波这样的老师来讲，他有他的压力，据我了解，他是一个湖南人，他家庭条件也不好，读博士生的目的也是想留在这边了。
曾苏：因为要留校的博士生很多，他要留校肯定是要经过竞争嘛，竞争他可能是不是说别人做得比他出色，所以他尽可能多地想发表论文。
记者：这种评选里面，SCI的文章算一个硬指标吗？
杨卫：评选是全校范围内，刚才讲门槛条件多少篇SCI，你说的那个，那个是各个学院定的。
SCI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检索系统。什么意思呢？全世界的用户都可以通过它直接无逢链接进9000多种国际的核心期刊。涉及这个系统的人有一个理念，他认为说一个科研工作者，评价他的科研质量，就是一个标准，使他对他所在领域的研究程度，换一句话说就是，他发表的论文被引用的次数越多，代表他的影响力越大，就在90年代之后，这样一个量化的标准成为明升中国的各个高校评价自己科研人员水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它直接跟职称、评奖、经费都要挂钩。就在这样一种激励机制的影响之下，明升中国的SCI收录的论文从1981年的5000多篇迅速上升到了2004年的57000多篇。
记者：因为有一阵子我们看到咱们明升中国大学的排名，对SCI文章的数量是要占到，甚至是光排这个数量，都给你排一个名次出来。
杨卫（浙江大学校长）：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在清华大学（工作），清华大学很受刺激，清华大学（被）排第五名，我们学校怎么是第五名，努力一把，一定要把SCI（数量）弄上去，结果就搞了一个千篇工程。
记者：就是针对这个论文？
杨卫：搞了一个千篇工程。
杨卫：就是搞了这个东西两年就超过一千篇了，这大概是几年以前的事情了。
在浙江大学， SCI论文由每年的200多篇跃至如今的超过三千篇，高居全国高校首位，这个过程只用了十年。
记者：这个方向不有点大跃进似的办学术了吗？
杨卫：也不是大跃进，就是往这方向推进。
在这样的学术评价背景下，贺海波为了实现顺利留校的目的，必须达到学校要求的SCI论文发表数量，那么，是不是他不够勤奋达不到学校的要求，才去造假呢？
乔洪翔（浙大学生）：我们可能做完实验会放松一会儿，但是贺老师始终处于那种弦紧绷的状态，就是不停地工作。
记者：他大概每天在实验室要待多长时间？
乔洪翔：他基本上是8点之前到，一般都会选择5点37分或者9点05分的班车走，他一般都是这样，然后双休日也经常过来。
我们在实验室也看到了贺海波在两年期间所做的15本实验纪录，但是，任何一种app研究都存在失败或者不能如期完成的可能，贺海波的检查似乎也印证了他确实无法完成这样的论文目标，他这样写道：“在自己进行的科研进度无法顺利实现这一目的的情况下，采取了走“捷径”的方法”
记者：打个比方说，你像贺海波所做的关于基因芯片的这部分，因为他很认真地做这个实验，可是在那个期限之前，他没有办法做出一个有结论的有价值的一个结果，这是科研人员经常会碰到的一个现象对吗？
乔洪翔：对。
记者；这样不就难以完成这个指标了吗？
乔洪翔：你不可能说是，一个本来要三年完成的实验让一个两年制的学生去做，然后再发表这么多文章，这也是不现实的。
在浙大，贺海波就是凭借这八篇造假论文通过了学校的审查，顺利留校评上了副教授。这些假论文是怎么通过审核的呢？
贺海波的造假是否仅仅是他个人所为？我们发现，这八篇文章中全部有他所在实验室主任吴理茂与他的导师李连达院士的署名，其中，所有的通讯作者都是吴理茂，作为通讯作者，也就是论文的责任人，吴理茂对此是否知情呢？
记者：这个名字是您本人签署的吗？
吴理茂：他投稿写作的时候我是不知道的，所以这个名字应该来说我是肯定不知道。
记者：8篇都不知道吗？
吴理茂：都不知道的。
按照吴主任的说法，贺海波完全是秘密写作，盗用了他的名字作为通讯作者，他根本不知道。但是我们了解到，浙大各个学院都有张榜公布论文的习惯，贺海波的论文也曾经在实验室宣传栏上公布过。
学生：因为我们实验室都有宣传栏，宣传栏都是一些老师发的论文，他发表完出版出来之后，会把它贴在宣传栏上。
学生：你在那里见到过贺老师的论文吗？
学生：它有贴在宣传栏上的。
还有学生告诉我们，他在宣传栏里见过至少两篇贺海波的论文。
记者：你看到那两篇大概关于什么的？
马宏图：就是关于心肌缺血的。
记者：这个文章当中，吴理茂和李连达老师的名字也都在上面。
马宏图：都在上面。
记者：挂在外面？他们自己也能看到？
马宏图：挂在外面，他们自己也能看到，谁都可以看到。
那么贺海波的论文在实验室宣传栏上公开贴出后，身为负责人的吴理茂会没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论文中吗？
记者：贴到板上之后，您看到这里面有您自己的名字吗？作为通讯作者？
吴理茂（浙江大学药学院中药药理试验室主任）：一般来说，贴到板上会告诉我一声，这个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我的名字已经被用上去了，已经作为通讯作者了，这个时候是知道了。
记者：如果按照你的说法的话，贺海波是盗用了你的名字，是这样的吗？
吴理茂：如果严格地来说应该是这么一回事。
记者：那到底是还是不是呢？
吴理茂：严格地来说应该是。
记者：严格地来说是什么意思？
吴理茂：就是简单地说就是是。
吴理茂主任坚持他是在贺海波造假论文发表之后才知道自己的名字被盗用，那么，在此之前他真的一无所知吗？我们从有关方面得到了一份贺海波发表论文时签署的版权声明，在这份版权声明中，吴理茂和李连达的名字同样在内。按照国际惯例，版权声明必须有所有作者的亲笔签名，才能授权发表。难道，这也会是贺海波盗用的吗？对此，吴理茂老师的回答语焉不详。
记者：这个版权的声明当中签字，您签过吗？
吴理茂：作为科室负责人，确实签了很多的名，但这也是我管理经验不足了，可能有的时候签名，自己也是没有审查什么的，就把名字签掉了。
记者：那就是说您签过这个名字了？
吴理茂：不知道，我不记得了，现在是这样的。
记者：贺海波发表论文，您作为通讯作者签这个版权声明，这是一个很严肃、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不记得了？
吴理茂：你说得没错，这也是我最大的错误之一。
按照国际学术期刊的要求，每篇论文都必须标明通讯作者，通讯作者是论文的责任人，必须对论文的真实性负责。
记者：吴主任，那您当时到底有没有审核过贺老师的这些论文？
吴理茂：没有。
记者：您没有这个意识吗？
吴理茂：可以说是没有这个意识，为什么，从我来说，我根本不可能判断它的真假，他的导师才能查出来。
药学院也认为，由于贺海波造假论文专业性过强，校方很难辨别论文的真假。
陈枢青：现在因为这个东西鉴定是非常困难的，只有他的导师和师兄师姐们才能够真正说得清楚这些数据的来历，因为旁人是很难看得出来的。
浙大调查组解释说，贺海波的造假数据来自戴教授实验室，只有被剽窃者戴教授才有可能发现问题，但是这样的说法遭到了戴教授的反驳。
戴德哉：发现的假数据的主要依据可能不在我这个地方，查他的原始数据。
记者：但是查能查出真伪吗？
戴德哉：可以。原始数据根本没有这个记录，那就说明这个数据是外面来的。
这就是贺海波工作过的实验室，按理说，他发表论文当中所做的实验应该都是在这个环境里完成的，他的每一个实验都应该有这样的原始的实验记录本。这个记录本上，比如说他买了多少只动物，用了多少只动物，买了多少种试剂，用了多少种，都应该有这样的原始凭证贴在上头。我们再来看这个，这个叫血球仪。那么每一种仪器你用没用过，都需要在这个本上有所登记，那么你用完之后，打印出来，所有的原始数据要贴在这个记录本上，这当中实验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具体的数据必须在这个纪录上有所体现，而且备案以公查核。
记者：这个对原始数据的审核在论文发表之前是必须的程序吗？
戴德哉：这个东西一定要看的，而且存档，备查的，
记者：必须的？
戴：必须的。
记者：您有没有查过贺海波这8篇论文的原始数据？
吴理茂：我应该做这个事情，因为我的管理经验和各方面的不足，当时没有做这个事情，这也是我犯的错误之一。
记者：您作为通讯作者是完全有责任也有可能……
吴理茂：当时根本没有怀疑他造假，知道吗。因为任何一个研究者拿出一篇论文来，你没有理由怀疑别人造假，因为作为一个科研界，我们一般是这样的，相信别人。
记者：如果是无条件地相信他，那这个监督和管理还从哪儿谈起呢？
吴理茂：这个东西呀，你可以去怎么理解都可以。
如果吴理茂当初没有负起通讯作者的责任，那么，贺海波在七个月时间里接连发表5篇论文，这样的高产，也没有引起实验室吴理茂主任的警觉吗？
吴理茂：我是感觉到怀疑的，为什么？因为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表这么多的论文，是不可能的事情。
记者：你认为是不可能的。
吴理茂：我也是搞研究的，凭我自己的经验是不可能的。我就警告贺海波了，我说这件事情一旦出来了，把你害了，把我也害了。当时我只是简单地这样讲，但是没想到这句话现在成了真实。
我们不知道吴理茂是否真的警告过贺海波，但是很显然，吴理茂并非对贺海波的造假一无所知，那么，作为课题组的真正负责人李连达院士，他是否知情呢？我们向李院士求证。李院士的秘书转告我们，李院士的压力太大不愿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
李贻奎（电话采访）：李院士现在是不愿意跟任何媒体来接触的。
记者：我觉得如果作为个人来讲，我，理解他的心情，但是我想他作为浙大的一个院长，也是一个导师，而且也得到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课题资源，那么这背后实际上也来自很多纳税人的支付，所以我想公众也是有这个权利来知道一些真相的，您觉得呢？
李贻奎：不愿再做任何解释。因为老先生经历了这样的事，本身作为这个事件，然后后来追究责任，好像社会的关注都是李院士这边的责任。
李连达院士在事发之后曾发表声明，自称他的课题组研究的是国家973课题冠心Ⅱ号，但是贺海波所写论文的主题并不是“冠心Ⅱ号”，而浙大的调查也支持李院士的说法。
曾苏：贺海波作为博士后，他从事的研究包括两部分内容，一个是他自己原来从博士期间研究内容的一个延续，另外一部分李院士给他的一个课题，现在从他发表的论文来看，都集中在跟他原来课题相关的一些研究上面。
但是，贺海波的博士生导师戴德哉教授却坚称，贺海波博士毕业后，再也没有研究过博士期间的课题，而他论文论证的丹酚酸B却是李院士研究的中成药冠心二号的主要成份。
记者：那么对丹酚酸B的研究能够排除说是这个（李连达）实验室的课题吗？
戴德哉：绝对不可能排除，它就是一个课题的部分，怎么能排除呢。
虽然戴教授认为，贺海波的论文不能排除与李院士研究项目冠心2号的关系，但为了严谨起见，我们还向国内权威的药理学家进行求证。
记者：从他这8篇论文来看，想要论证什么？
林教授（中医药理学会理事长 博士生导师）：他是想证明丹酚酸B对心肌梗死的效果。
记者：丹酚酸B是什么物质？
林教授：是中药丹参里面提取的有效成份之一。
记者：这两样药是冠心二号的主药吗？
林教授：冠心二号里面有这个成份。
我们在有关资料中发现，一直自称名字是被盗用的吴理茂主任，早已把论文作为自己的成绩，列在了他本人申请2007“新星计划”的名单里，这些造假的论文同时也出现在了课题组向国家自然app基金会呈交的进展手机版里。
记者：您刚刚不是说了，贺老师的文章不是统统跟你的课题组没有任何关系吗，怎么会列在课题组的进展手机版里？
吴理茂：对他的文章，仅仅是顺便列在上面了。
记者：这么听下去，您并没有尽通讯作者的责任，但是享受了通讯作者的荣誉。
吴理茂：这个问题我现在不想太多地说，但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事态会严重到这个程度，再一个我只是个小萝卜头，对部队。
2月28日，李院士在给戴教授的道歉信中承认，贺海波研究的正是他主持的国家973计划“冠心Ⅱ号”。既然李连达院士承认了是贺海波研究的是他的课题，那么作为课题组负责人，他又自称根本不知道这些论文，名字也是别人代签的，他的管理工作是怎么做的呢？
在浙江大学，李连达院士除了担任贺海波的博士后合作导师外，还担任了三个博士生和四个硕士生的导师，但是，这些学生却很少有机会见到他们的导师。
浙江大学药学院学生：用李老师的话来讲，空间上、时间上，他根本不再这儿。
乔洪翔（浙江大学药学院学生）：因为李老师比较忙，也难得过来几次。
我们了解到，李院士虽然是浙大药学院院长，但人事关系还在北京的西苑医院，由于工作太繁忙，他每年也只能抽空才能来浙大指导工作。
曾苏：他每年要来五六次，一般（每次）一天到两天时间，要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就跟学生见面。
枢青：有一些学生考院士的目的是希望得到最高级的指导，而并不是天天见到他。有些学生希望天天见到他的导师，他就应该去考别的老师。
记者：指导这件事情，是需要非常实质的一个内容的，他很难靠一个称号就来完成这种交流。
陈枢青：他在那边是否可以指导在这里的研究生呢？这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创新，这种创新里面就体现了遥控的，然后看看能不能行。
这种遥控能实现么？既然面对面的指导时间少，那学生和导师之间是不是还应该有其它交流方式呢？
学生：我们所有的学生没有一个人知道李连达的手机，也没有知道他的邮箱，也不知道他的固定电话。
记者：怎么可能呢？他是你们的导师，跟导师联系的基本的方式都没有吗？
学生：因为我想转导师，我想找李老师，找李连达怎么也找不到他的联系方式。后来我就想那怎么办呢？只有到网上查文章，浙大网站上挂着李林达（院士）的网页嘛，我就发邮件，结果发邮件没有想到发到吴理茂哪里去了，这个邮箱是吴理茂在看。我发完了以后，可能是10分钟，吴理茂他过来找我，他说你退学吧。没有什么好说的。
记者：你和李院士之间有过通讯的联系吗？你作为他带的研究生。
乔洪翔：我好像没有。
记者：作为你得导师是应该指导你整个的研究过程的。
乔洪翔：吴老师在，吴老师也是比较负责，所以说，我们都是让吴老师做的。
记者：那这么看起来，李院士更多的是一个形式上的导师，是这样吗？
乔洪翔：对。
药学院向我们解释，由于李院士非常忙，一年只能来学校五、六次，每次最多会有五六天时间，平常的学术指导就全交给了吴理茂，这样的合作方式叫做“托管”。
李贻奎：一般浙大那边的事情，都是那个吴理茂教授，他在那处理。
记者：吴理茂老师能够指导贺海波吗？
陈枢青：应该这么说，我们国家在快速的发展，各种各样的形势都在出现，我们李老师在这里指导这个学生，虽然他在这种情况下托管给吴理茂，其实吴理茂本身其实也有指导博士后的这个资格。
记者：吴老师本人有没有这样一个学术水平和资格去独立地指导学生？
曾苏：现在他是硕士生导师，只有副教授，所以只有指导硕士生的资格，现在没有取得指导博士生的资格。
但是，李院士却把自己的三个博士生、四个硕士生全都托管给了吴理茂。在这种托管模式下，课题的进展手机版，课题的项目资金，课题的论文，这些本该李院士来负责的工作，完全交给了吴理茂一个人来控制。
学生：吴理茂代替李连达长签的（字）。
记者：你确定吗？
学生：这一点我确定。因为他是当着我们的面写李连达。
对于这样放任的托管模式，李连达院士和浙大药学院自有说法。
李贻奎（电话采访李连达秘书）：李院士对学生的管理是比较信任式的管理。
记者：那如果是一味信任话，没有监管的话，那导师的职责又如何体现呢？
李贻奎：这个问题请你们和浙大联系。
陈枢青：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国家一直在创新，也正是这种创新赋予了我们国家这样的活力，如果他没有问题，其实相当于吴理茂跟李老师他们共同在带领的这个实验室似乎是好的，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去找它的问题在哪里。
记者：世界上可能有千姿百态的实验室，但是我们只相信一条规律，就是没有监督的管理最有可能出现坏的管理，对吧？
陈枢青：是，我同意你，但是在app界，现在更强调学术道德要自律，特别要自律。
贺海波原来的导师戴德哉教授在针对贺海波论文造假的博文中强调：导师对论文的学术价值、app性、原始性，必须承担责任。
记者：贺海波在给你做博士的几年的时间里，您有没有发现他有造假的行为？
戴德哉：应该说呢，他没有这个空间造假。
记者：没有空间？
戴德哉：因为我们管得比较多，他没有这个空间来做。
记者：有一个监督的机制？
戴德哉：对，一个监督的机制。我们尽量把一些可能出现的不断行为的空间缩小，这个很重要。所以说自律是一个方面，但是制度或者是某一种操作是必须的。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检查，这个一定要配合的。
记者：这个检查的职责应该是谁来负？
戴德哉：应该说是导师。
浙大药学院这样的一种托管模式是否符合教学管理要求和学术发展规律呢，据了解，国外很多高校不仅要求导师每周至少和学生就学术研究沟通交流一次，而且只要查证学生论文造假属实，所有署名者需一律承担责任，这也是基于严格的导师负责制。
记者：如果有一个学校答应说您一年只去五六天，在那边带一批研究生，这样您会不会考虑呢？
戴德哉：这种情况下，我没有这种能耐，要有能耐的人可以。
林教授：我反对这种说法，因为作为导师，你的责任就是教育、指导学生，如果你把学生都放羊，那用不着你的导师，不管是谁，你可以回家休息去了。
李贻奎：李院士不应该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受到这么大的责备，本身是一个学生的问题，导师没有参与他的造假、剽窃。
胡海岩（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对他们的研究方向的引导，对他们学术学风的引导，我认为导师是第一责任人。
3月6日，明升中国工程院公布了对贺海波论文剽窃事件的调查结果：认为李连达院士对此事件至少负有在app道德建设方面疏于管理、教育不力、监管督查不严的责任。其实，浙大校方也非常清楚导师在学术指导和监督上的重要性。
杨卫：方向，题目，这些东西有没有原创性，这是非常重要的判断，就是这些事情应该是由导 师来做。
那么，为什么明知导师的重要，仍然让李院士来承担他无力履行的职责呢？
曾苏：现在他这种情况是比较特殊的一种情况。
记者：为什么他要特殊呢？
曾苏：这个也是一种历史造成的，就是不光是李院士一个人，在全国可能也都有这样一种情况。
按照规定，作为一个学院的院长，要对行政管理负责，作为一个课题组的组长，要对科研负责，作为一个导师，要对学生负责。那么为什么李连达院士看上去却不受这些常规的约束呢？为什么浙大在明知他无法履行职责的情况下，还要做这个所谓的特殊的选择呢？
2004年1月，李连达当选明升中国工程院院士，三个月后，李院士应浙江大学邀请担任药学院院长。
杨卫：我们中药药理一块，我们以前没有这个学科，所以这个学科是我们聘请了李院士之后开始从无到有建起来的。
1998年9月，当时的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实行“四校合并”，成立新的浙江大学，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学科覆盖面最广的综合性大学，其中并入的药学院在当时实力较弱。
记者：我们能理解，学校当时设立这个学科，是为了推动这个领域当中的学术发展。
杨卫：我想，也不是李院士（想这样），他本身也是越来越忙，然后在这期间，可能学生和博士后增加的速度，相对于现在这样一个老师的规模，稍微快了一点。
记者：所以说，回头想想这个模式，是不是也有一些急于求成，、。
杨卫：这只能说是一个不幸的情况吧。
杨卫：我们本来的意图是让这个学科越长越大，大了以后教授越来越多了，现在是属于成长中遇到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在浙大药学院的官方网站上看到，李连达院士不仅担任院长一职，还兼任现代中药研究所所长，是该研究所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但这个研究所除了李院士和他自己刚毕业的博士生吴理茂之外，并没有其它的老师，以至实验室的工作在李院士缺席的情况下，只能由不具备资格的吴理茂代管。
记者：学校如果说判断自己在开设这个新学科的时候，你不具备足够的师资和能力，为什么还要去招生呢？
胡海岩：不能否认有一些学校可能师资条件比较薄弱，不具备招生的基本条件，就匆忙上马了，希望能够早一点在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的格局中能够占领一块地盘。
记者：这个占地盘是什么概念？
胡海岩：有人把高等教育也看成是一种市场化的行为，那么这时候它就更希望它能够早一些建立起一个专业来，培养出学生来，它的毕业生能够在这个行业就业，那么这不就是占领地盘了吗？
而在这个占地盘的过程中，国内许多高校都热衷于请院士担任一些重要职务。
林教授：比如评估体系，要是有院士可能沾光。另外你再申请一些重大的科研项目，如果院士牵头，你也可能沾光。这些问题有的时候就不太好说了。
我们了解到，由于院士特殊的学术地位，还可以拥有别的app家难以企及的科研资源，浙大药学院正是引进了李院士才审理了现在中药研究所，才承担了李院士主持的国家973项目。
杨卫：我们是要建设国际一流大学，是不断地以国际一流大学这样的一个标准去要求老师的。
杨卫：一所大学特有的文化不可能是简单地从外面请几个人来就可以形成的。
记者：但是看上去的话，您所说的一流的师资包括一流的技术设备这不都达到了吗？
胡海岩：那就是表面上的一流，距离真正一流可能还有差距。
SCI论文数量，学科门类，院士数目，经费数字……明升中国的高校好象时刻被数字裹胁着，在追求数量的道路上向前狂奔。
记者：发生一些学风上的问题比较集中，会不会也跟这个追求数量有一定的关系呢？
杨卫：这个大概也是一个阶段，我觉得你好像没有办法跨越这个阶段，我现在想不出来（有办法）能够完全跨越这个阶段。
记者：所以如果单一地追求一个量化的数字会有什么问题？
胡海岩：有可能失去大学的app发展，由于这样的不和谐，不app的发展，最后导致了真正的大学精神的缺失。
缺失的后果，很可能就沦丧了app研究最重要的求真务实的精神。
马宏图（浙江大学药学院学生）：其实我们读博士，最后也是为了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不是说把科研搞到什么程度，如果那样的话，花的成本可能相当大，花的周期非常长，说句最难听的，最后的数据 可以编出来，画个图表、写个数据，1、2、3，3改成4，4改2这就可以了，只要不是太离谱了就是可以的。
记者：如果科研人员本身都不尊重app的真，还怎么能够指望？
马宏图：所有的人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状态下，大家就不认为他做的事情有什么出格的事情了如果大家都这么做的话，谁都一样。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术不端行为在明升中国学术界屡禁不止。目前已经查实的大学重大造假事件就有：上海交大陈进等人在负责研制“汉芯”系列芯片过程中存在严重的造假和欺骗行为；清华大学刘辉把他人学术论文归在自己名下；同济大学杨杰在简历中伪造论文资料，并将他人课题归为自己的成就；去年复旦大学查实３起学术造假事件，涉案的９名师生包括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博士研究生等。
胡海岩：如果学术界是没有诚信的，学者是没有道德的，那么也可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某一篇论文，如果是出现了剽窃，或者是它的实验数据不真实，那么这种现象如果泛滥下去的话，一是有可能就是有些学者，道德沦丧后，他从事的研究就可能是危害人类的。那么另一种就是说，如果大家都不是去潜心做研究了，那么学术的原创性，我们国家的自主创新可能也就无从谈起了。
三年前，就有109名教授联名发公开信呼吁抵制学术腐败，今年的两会期间，如何构建科研人员群体的学术道德问题也成为两会代表委员的关注话题，3月15日，教育部部长周济也针对学术不端严正表态。
周济：对学术不端行为要像体育界、手机版界一样，像对待假冒伪劣产品一样，零容忍，实现一票否决，发现一起，调查一起，处理一起，曝光一起，无论涉及什么人，什么事，都要态度坚决，一查到底，做到不护短，不姑息，不手软。
浙江大学的前身叫做求是学院，这两个字在当时的解释是务求实学，存是去饰非，不谋其利，不计其功，这样的校风一直延续下来，到抗战期间的时候，浙江大学被迫西迁，就在烽火连天的1938年当时的浙大校长竺可桢提出，要把求是这两个字作为校训，以勉励学子。他说是就是真理，求是就是探求真理，要探求真理，app家必须有不盲从，不附和，只问是非，不问厉害的精神。70年过去了，时代大学、app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术需要创新和发展，但是一个国家真正的学术繁荣是来自于求是这两个字当中所蕴含的尊崇真理，不计功利的app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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