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学术腐败事件曝光不断。浙江大学对“贺海波论文造假”好像并未手软，选择了“3·15”这个特殊的日子，通报了处理结果，涉及造假的副教授贺海波被开除出教师队伍，现任院长的院士李连达任期届满后，不再续聘。如今的媒体和艺术家，对知识分子现状也开始投入了更多关注。近日北京首都剧场热映的话剧《操场》，由诗人邹静之编剧，关注的也是大学里教授的精神状况，在知识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对学术腐败的评论，可谓浩如烟海，但大多是拿学术评价体系或学术背后的利益机制来说事儿。或指责当下学术评价体系只看重论文数量，不在意质量；或指责目前大学或学者之所以重视评估，是因为评估数字关系到切身利益；或指责院士、导师等成了学术“包工头”，将学术研究变成谋取个人暴利的工具。一份调查显示，有64.3%的学术研究者用“严重”一词，来形容当下的学术腐败情况。

 

然而，这终究只是一些现象，本质却是一些知识分子的精神出了问题，他们对知识和真理早已丧失了基本的尊重。无论大学和研究机构，还是管理学术机构的部门，都把学者追求真理看成了上个世纪的古老观念。一个追求与捍卫真理的学者，在过去会是英雄，在今天则可能成为人们眼中的傻瓜。他们给这个时代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知识经济，言下之意是我们进入了一个知识必须服从经济的年代。假如知识不能成为我们获利的工具，它就毫无意义。大家似乎相信“知识就是力量”，但其实关心的是它有没有转变成产品的力量。

 

因为对知识只抱着工具主义的态度，知识分子也成了小技术官僚的代名词。他们迫不及待地炮制一些毫无学术发现的论文，因为晋级也好薪水也罢，都与此紧密相关。实际上，在他们看来，这些论文和肉贩眼中的猪肉，并没太大差别。论文就是人生，如同猪肉是肉贩的人生一样，平庸的论文耗去了大部分学者平庸的一生。他们自甘堕落地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知识小贩，向各类研究基金和投资叫卖他们的研究计划。他们龟缩于公众视野之外，成天奔波于各类研讨会上，对熟悉的同事和同行发言，操着比手机版公报还要枯燥乏味的话语讲一些毫无见解的大话、行话。他们按照利益机构的指令和时间表，定时、定量地生产着对时代毫无意义的学术观点。他们不是靠思想活着，而是靠不思想活着。

 

知识分子生活的堕落早已不是什么手机版了。正如邹静之在《操场》中所揭示的，他们不仅丧失了独立的思想能力和对社会事务关心的能力，也丧失了生活的能力，爱的能力，更谈不上对知识和真理的信奉了。知识分子曾被看作知识的卫士、社会的良心，他们对真相、真理的热爱，曾是他们首要的美德，然而这种美德，在今天的知识分子中竟成了一种稀缺资源。他们浅薄无聊的形象，不仅损害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权威，更贬低了知识和真理在民众心中的影响力和价值。

 

当知识分子以平庸、自大和墨守成规作为学术生活的准则，失去了发现真相、捍卫真理的欲望时，当知识沦落为机构或个人获取利益的工具时，当对学术腐败的批判不去触及知识分子整体的精神现状时，其实爆出任何离奇古怪的学术腐败事件都是正常的。真理好比苹果，它的生长不仅需要环境，也需要养料和时间。

 

（作者系著名诗人，独立出版人，文化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