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早期的教育是与生产、生活融合在一起的，处于自为状态，教师实际上就是一切的成人，他们为而不知，或说不知而为，总之，在资格上是不存在什么要求的。学校出现以后，教育就从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剥离了出来，教师就不再是一切的，而是具备了一定条件的成人。到了近代社会，学校教育和教育逐渐成为一个概念，寓于生产、生活的教育，只有在广义上才被划入教育的范畴。家庭和社会事实上已经把教育下一代的权力转让或交给了学校，最终是交给了教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仅在思想层面关注教师的资格，在制度层面，也为教师的资格进行务实的思考。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西方师范教育系统逐渐成熟，其所指向的就是教师的资格。制度化的教师教育，为学校培养了巨量的“合格”教师，但我们的教育仍然存在着太多的问题。

 

我国现有教师1300多万，从理论上讲，由于他们都取得了各种“教师资格证书”，因而都是合格的。可令人遗憾的是，无数背离教育精神、违反教育规律的事端，也无一不是来自这些“合格”的教师。一纸“教师资格证书”，显然不能真正地解决教师的从业资格问题。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做教师呢？

 

孔子讲过，“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杨雄讲过，“师者，人之模范也”；古训则有“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些说法综合起来，实际上反映出社会赋予教师的基本职责就是教书和育人。教书，就是传授知识，传递文化，为此，教师自然要有高的学；育人，就是要使人成材，材者，须德才兼备，故而教师除了有“高的学”外，还得有“正的身”，此即为“学高身正”。西方教育界素有一个基本的理念：教育就是要让人聪明（smart）和好（good）起来。显然，能使人聪明的教师，必先是聪明的，亦即智的；能使人好的教师，必先是好的，而这个好说到底是一个德问题，又因爱是德的家，就是一个爱字。所以，可以为师的人，就是爱智统一的人。

 

实际上，什么样的人可以做教师，还可以从教育自身的性质中推演出来。我们都知道教育从机制上讲就是一个影响过程。什么是教育的影响呢？就是一种干预，一种关怀性的、策略性的干预。人的成长，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就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这种自然，也许是最符合人性的，却不能保证一个人顺利地适应社会和健康、幸福地生活，因而，社会、成人一方，选择了教育这种干预的方式，帮助新一代个体走上社会化和健康发展的道路。在此意义上，教育是社会集体意志的产物。

 

从社会、集体的立场出发，干预必定是积极的，然而，实际的干预是由个体完成的，其积极与否就难以定论了。因而，教育的干预，必须明示其内在的善意和关怀，以使自身不会因教育者的疏忽而发生异化。应该说，善意的、关怀性的干预，就算是教育了，从而，一个教师只要有了对学生的关怀情意，就算具备了为师的基本资格。但实际情况远没有这样简单。客观上存在的动机与效果的不一致，要求教育的干预还必须具有策略性，才能保证教师对学生的关怀性得以顺利实现。如果说善意、关怀可以使“教”蜕变为“教育”，那么，策略则可以使“教育”升华为“好的教育”。教育，作为一种教师对学生积极的干预，它内在的关怀性和策略性，是要通过教师实现的。能够实现教育的关怀性和策略性者，只能是爱智统一的人。

 

爱智统一也是教育的精神。用教育的精神关照教师，我们发现，有智无爱者，无心搞教育；有爱无智者，无力搞教育。而做好教育是需要一个教师心力兼备的，要言之，就是要一个教师能够爱智统一，能够“以己爱智，育人爱智”。《说文》道：“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仔细品味，教育的真谛，就是由爱者培育人之善，由智者培育人之智。

 

爱者为范。人身上一切好的心与行都属于善，近于德心德行，实际上是通向爱心爱行的。爱是德的最高境界，与教育有血缘的联系。爱之于教育犹如水之于池。无爱的教育，就像无水的池一样失去了明升m88力。智者为师。真正合格的教育者应是学识高远、智力优异的人。教育塑造人的灵魂，指向人类的本质力量，除了德操的陶冶，就是理性的培育。立足现实，成人成才是教育的理想。成人旨在成德，使人成为爱者；成才旨在成智，使人成为智者。兼具爱智的人就是灵魂完整健全的人，这样的人只能由兼具爱智的人来培育。换言之，教师须是一个爱的智者和智的爱者，他要用自己的爱心唤起学生的德性，用自己的智慧唤起学生的理性。

 

（作者为山西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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