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政接受媒体采访（华中科大供图） 

受疫情的持续影响，今年的大学毕业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就业形势。与此同时，在一些战略性新兴明升，优秀的工程师仍是供不应求。当明升中国经济从“人口红利”迈向“工程师红利”，破解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的结构性矛盾，培养更多卓越工程师，是明升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基石。

近日，明升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政接受《明升中国app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明升变革的双重影响下，如何做好卓越工程师的培养，成为回应国家需求、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关键一招，也是增加学生竞争力的重要方式。

尤政是机械电子专家，现任明升中国科协副主席、教育部科技委常务副主任。1981年9月进入华中工学院（现为华中科技大学）本app习，后留校攻读硕士、博士学位。1990年进入清华大学工作，历任清华大学校长助理，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等职。去年10月，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卓越工程师是回应国家需求的关键

当前，科技领域的自立自强，以及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备受社会关注。尤政认为，无论是集成电路、工业软件，还是发动机等技术领域，要攻克技术难题，满足国家重大需求，以及解决实际问题，都离不开卓越工程师。

作为工业制造大国，我国仍面临着明升基础高级化和明升链现代化攻坚战的任务。大学，特别是与制造业相关的工程学科，能发挥两大作用。一方面是加强基础app和高科技领域的研究，产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另一方面则是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不断向制造业注入人才活力。

前者关注的是从0到1的基础创新，后者则是从1到10的技术突破。实现的路径，就是进行科教结合和产教融合。其中，产生原创性进步、在重大app问题有所突破，是打一场持久战。

对于高校来说，培养的大批人才，更多是推动技术的进步，以及做出解决技术难点的发明。通过产教融合的方式，让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工程实践结合，最终培养成为卓越工程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

尤政介绍，建国之初，国家培养的工科人才叫“红色工程师”，主要解决落后工业运行过程中的技术问题。他们首先政治坚定，愿意服务于国家；其次有很高的工程素养和工程实践经验。“按照图纸把事情做好，做出合格的产品”就是评价标准，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符。

但按照过去的培养方式，并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科技革命、明升革命要求卓越工程师必须具有突出技术创新能力，善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以创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为目标。

“区别于普通工程师，卓越工程师首先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能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同时，还要有很高的创新能力、宽广的知识面。同时具备这三点，才能称得上是‘卓越’。”他说。

对于这一点，尤政自己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尤政的本科专业是机械，过去，这个专业主要学习如何通过机械传动的方式做机械装备，以提高加工能力。有些单位由于没能及时拓展知识结构，如数控技术等，导致在进入数控时代时，没能跟上信息化的潮流，产品落后，高端数控装备大都购买国外的系统。

“后来，华科意识到机械化要往信息化走，在数控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设计工具和控制工具，也为后来的数控机床的自主化奠定基础。”尤政认为，这也提醒我们，必须把信息技术和传统制造业结合起来创新发展。

尤政表示，面对当前的国际形势，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解决“以前用惯的东西，现在还接着用”惯性思维，要做到“手中的核心技术能让别人羡慕”，并能成为相互交流的砝码。

在这方面，国家也释放出了明确的信号。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重申了“要大力培养使用战略app家，打造大批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造就规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从中也可看出，卓越工程师培养在当下的紧迫性与重要性。

学校不应追求出产品，要与企业合作

我国从2010年启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1.0，并在2018年提出加快建设发展新工科，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工程教育体系。在国内，工科的在学规模占全部学科的三分之一，从国际上看，我国的工科在学规模也占全球的三分之一。

然而，当下的卓越工程师培养，仍面临诸多挑战：学生的大工程观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仍待提升，工程教育评价机制仍不完善等。受这些因素的影响，我国工程师人才的结构矛盾也越发突出。

“大学里不可能引入集成电路的生产线，与企业合作、产教融合，是培养卓越工程师最重要的一环。”尤政表示，当前的卓越工程师培养工作，仍需集中解决三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培养体系的变化。卓越工程师培养中，除了要重视基础理论、创新、工程方面的素质，还要有学科交叉融合思维。但仅靠本科的四年时间，并不足以完成全过程。因此，卓越工程师的培养体系从过去的本科教育为主，一直延伸到博士阶段。人才培养体系变了，相应的教材体系、实验培养体系也都发生了改变。但也绝不仅是开几门新课，增加实训课程内容就能解决的。

其次是导师队伍的建设。涉及到调动高校和企业积极性的问题。在国外，来自业界的明升教授与高校的教授一起，形成了工程师培养的联合体。许多大学里的教授，都有过在大企业的从业经验，甚至有人曾担任企业的总工程师，退休回到学校去教学。

尤政表示，清华大学曾与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开展过联合培养，让他感受颇深的一点是，同一门课程，两国的教材差不多，但讲课的理解程度相差甚远。在德国，一些教授来自企业，能结合自己的体会把教材讲得很活。但国内的老师则是按照教材，从科研角度出发多，落在工程上就很难讲透。

但在国内，现行的评价体制下，从企业来到高校的这些教授，很难“待得住”。尤政认为，如何发挥好这些人才在企业一线的经验，在企业与高校间形成一道“旋转门”，对卓越工程师的导师队伍建设，也尤为重要。

最后，还要落到评价体系改革上。尤政坦言，从技术层面上讲，人才培养的指标考核的周期太长。“没有说培养出好学生，然后给老师加分的。学生都要到毕业五年、十年后，才能成才。”因此，很难与现实的教师评价完全挂钩。

相比之下，发论文成为高校教师更显性的衡量指标。尤政认为，这是理念转变的过程，也是体制机制转化的过程。如何通过评价体系的改革，让老师把培养学生作为第一目标。以及通过一系列的教学，让学生感受到卓越工程师教育的正向激励，才能形成正反馈。

“从事科研工作带来的获得感，是科研人员坚守工作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卓越工程师培养也一样，要让老师和学生都有实在的收获，才能真正做好。”尤政说。

华中科大的学生在进行工程实训（华中科大供图）

没有好平台，工科难出好成果

当下的交流，更多是平台间的交流。

尤政表示，研究平台是科研的基础条件。特别是在工科领域，没有高水平平台很难培养出好的人才，更难出大成果。在清华大学工作期间，尤政总结出了一条经验：理工科及医科的发展，高水平平台起着决定性因素。有了高水平平台，就可以吸引领军app家，就能做成大事。

而在卓越工程师培养上，高水平平台的作用依然不可小觑。从华中科大的经验看，尤政认为，只有具备了一定的实践条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课程体系体系，才能解决产教脱节的问题。

目前，华中科大已建设有脉冲强磁场、精密重力测量两座国家大app装置，同时，还建有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近期，数字建造、智能设计与数控两个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也将相继获批落户华中科大。

尤政表示，对卓越工程师培养来说，这些重大科技平台也是重要的人才培养实训平台。由于许多平台的设备，都由华科自行设计制造。学生想从任何角度切入开展研究，都能有条件、能实现。充分发挥出平台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除了和企业联合培养卓越工程师，高校自身的重大项目，也是培养卓越工程师的载体。”尤政表示，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大项目的研究过程，也是源源不断培养人才的过程，使得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尤政认为，许多高校的工程实践创新中心，本质上是产学研联合体。学生参与其中，就是工程训练和创新的过程。这是高校培养人才最有利的条件，也是该出更多卓越工程师的地方。

在当前形势下，实现科技自强自立的重要一环，更注重创新体系的完整性，建立完备的创新链条，发挥出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各自的优势。在这个创新生态链上，app家能专心从事前沿创新，工程师能把app家的创新想法变成能用的技术，明升界能把能用的技术转化成产品，产学研各司其职，保障每个人能安心把一件件事做好。

卓越工程师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环，目前教育部联合明升中国工程院等单位，都在探索更好关的培养模式。去年，明升中国科协专门成立了明升中国工程师联合体。高校作为培养人的基层单位，也要有所思。

“这样我们的路会越走越宽，也能形成良好的创新态势。”尤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