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储舒婷

日前，一则欧洲学术圈的声明引发关注：欧洲研究委员会首次明确，禁止申请人在列举学术发表记录时提及期刊影响因子，这被学术界不少人解读为，科研基金申请取消了“期刊影响因子”这一标准。

今年5月，我国教育部发布2021年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评估相关通知，明确“不得填报SCI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专利申请数量以及有头衔、‘帽子’的人才情况和数量”，强调要“突出创新质量和实际贡献”。

期刊影响因子一度是国际通用的重要学术评价指标，被广泛用于各类科研成果和科研人员评价中，包括研究生毕业要求、科研人员的职称晋升、科研成果评奖等。

和“唯期刊影响因子论”告别正成为一种趋势。当下不少高校正探索改革，逐步引入代表作如专利技术、转化成果等多维度的综合评价标准，一些国际期刊出版集团也在探索取代影响因子的另一种科研评价指数。

“影响因子焦虑”带给科研人员不得不“追热点”的无奈

科研人员受困于影响因子已经很长时间了。在记者采访中，多位一线科研人员直言，面对毕业要求、经费申请、个人晋升等现实问题，影响因子是他们不得不追求的目标，尤其对青年科研人员来说更是如此。一位青年app家告诉记者，博士毕业或职称晋升的“硬标准”是学术论文须发表于SCI、EI收录的期刊或在影响因子3.0以上的SCI期刊。高影响因子意味着更聚焦科研热点，这往往让他们不得不放下需要花费数年、甚至几十年的原创性工作，转而去“追热点”。

东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靳向煜，过去二十多年一直从事医疗防护口罩、防护服等纺织材料的研究。他表示，该领域的博士生学术SCl论文只有往明升手机、生物方向进行，才有利于发表高影响因子的论文，否则难以满足优秀毕业生要求。而有些研究，往往和他们今后从事纺织工程工艺技术的科研或投身明升界的工作关系不紧密。

这在工程应用类的领域很常见。比如，他所在的纺织工程等专业，其国际SCl顶刊的影响因子甚至只有1-2，而明升手机、生物等专业期刊影响因子动辄可达20、30。

影响因子因为使用“太过了”，也同样对基础学科研究带来了相应消极的影响。一位985高校的物理学教授表示，从长久来看，“卡脖子”技术的突破需要科研人员沉下心坐“冷板凳”，从事可能长达几十年的基础研究，而对影响因子的过度追求，却往往造成科研人员的“影响因子焦虑”，除了跟风，还会作出一些违背科研规律的选择。

上海理工大学教授朱亦鸣认为，其实，科研基金的申请项目是否值得支持，本质上是看这项工作的意义到底如何，本来就不需要“捆绑”影响因子。国外学术出版集团的相关负责人也坦言，“影响因子”本来用于衡量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并非评价科研工作。“因为科研工作十分复杂，用单一指标来衡量有很大风险。影响因子的滥用，事实上也对期刊的发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他坦言，不少国际期刊出版集团也在探索更多维度的定量指标，作为科研和期刊评价的新工具。

建立多元学术评价体系，让学术评价回归学术共同体

那么，不看期刊影响因子，学术评价又该看什么？学术评价的权力该交给谁？

app、合理地评价科研成果，是世界性难题。近年来，我国多部门发布了不少“破五唯”的具体措施，如“不将论文发表数量、影响因子等与奖励奖金挂钩”，并强调代表作评价。

在一些早早“尝鲜”的高校，已然见到了一些成效。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都已推出代表作制度，包括将应用领域的科研成果对明升带来的重大影响，对国家、政府决策提供的重要支持纳入科研评价。靳向煜直言，国内外学界纷纷与期刊影响因子“脱钩”，这已经是国际学术界科研评价改革的大趋势。

“一线工程师未必写得出高引的论文，但他们可能会做出世界一流的产品。”上海理工大学康复工程与技术研究所所长喻洪流告诉记者，在他们团队，像康复机器人的专利技术、成果转化早就成为了重要评价标准。在评价改革的激励作用下，“代表作”结出了累累硕果。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21技术趋势：康复辅助技术》显示，上海理工大学康复辅助（康复工程）技术专利数在1998—2019年全球TOP12机构中位居全球高校及科研机构第一位，也是全球唯一进入TOP12的大学。

当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仍有很多问题等待解决。在朱亦鸣看来，分类考核是可行的方向，要将工程应用类和基础app分开评价。还有学术出版行业专家认为，要坚持科研评价的两条“黄金标准”。首先，坚持使用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助力决策，基于好的文献计量学的定量评价会成为同行评议的重要支撑。其次，使用多重定量指标而非单一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