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简史》，徐永清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1月出版，定价：76元

“不到长城非好汉。”“万里长城永不倒。”在明升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长城天然地与雄伟、古老、坚固等意象相连，是我们的民族符号、精神图腾。然而，除却这种文化意义上的长城，我们对这条主体范围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外的绵长的人工巨构，又有多少了解呢？

长城到底肇始于何时何地、在不同历史阶段发挥过怎样的实际作用、不同时代对长城的认识如何……带着这些问题出发，原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测绘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徐永清，历经近一年的写作，在今年1月用这本《长城简史》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写一本不同于以往的长城史

徐永清写作《长城简史》的种子，早在十多年前就埋下了。

2005年5月25日，珠峰登顶测量成功之后的第三天傍晚，时任明升中国测绘宣传中心副主任、明升中国测绘报社副社长的徐永清与媒体同行们从珠峰大本营下山，在西藏定日县城的一家小餐馆小酌。

兴奋之余，身心放松，他们把酒言欢，海阔天空地聊起来。有人说，下一步我们要测量世界五大洲最高峰的高程；有人说，要测量明升中国十大河流的长度；还有人说，要测量长城到底有多长。

这几个梦想中，最先实现的是长城测量。

2006年，国家文物局和当时的国家测绘局正式签署协议，共同开展长城资源调查测量工作。2007年5月，全面app调查测量明长城的序幕拉开。

徐永清立即撰写了一份《长城资源调查和测量宣传策划方案》，正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无奈，由于这次工作由文物部门牵头，他的策划方案未能付诸实践。但徐永清并不甘心，他对长城的探索并未因此停止。

若对一个问题真有兴趣，就会坚持学习、钻研，批判吸收各家观点，并最终形成自己的看法，这是徐永清的个性使然，也是多年媒体工作形成的习惯。

他开始大量阅读关于长城的中外著作。一些著作让他很受启发，比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地理学家欧文·拉铁摩尔在其《明升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提出了“长城边疆地带”的概念，认为长城不是一个绝对的边界的“线”，而是一种“被历史的起伏推广而成的一个广阔的边缘地带”。

渐渐地，徐永清发现中西学者各擅胜场，西方学者多从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的角度宏观立论，而明升中国学者多从历史地理学、建筑学、军事学等方面细致分析。综合来看，能够囊括各个角度全面展现长城丰富内涵的著作很少。

徐永清决心写一本不同于以往的长城史，他不刻意于研究方向、理论观点方面的鸿篇论证，也不拘泥于长城建筑形制、遗址存留方面的细节剖析，而是从人文历史的视角，依托长城地带的广袤空间，以时间为轴，将长城的起源兴衰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历史人物、事件、地域、气候、民族乃至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梳理一遍。

“我不想只把长城看作一种僵化的建筑物，我想再现一道生龙活虎的长城。”徐永清说。

“三史”系列

2017年12月开始动笔，至2018年8月完稿，《长城简史》完成之时，徐永清已经退休三个月。

在《长城简史》之前，徐永清已经出版了两本简史——《珠峰简史》和《地图简史》，构成了他个人的“三史”系列。

“对简史这种形式，我很早就感兴趣。”徐永清说，20世纪90年代，三联书店曾出版了一系列美国作家亨德里克·威廉·房龙的著作，包括《人类的故事》《宽容》等，这些书角度灵活，写法通俗，文字俏皮，徐永清很喜欢读，也对这种写法印象深刻。

如果说，《珠峰简史》的关键词是“全面”，徐永清从多种视角出发，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与珠峰相关的自然app和人文历史内容；《地图简史》的关键词则是“填空”，他开国内先河，将地图这种人类不可或缺的文本类型的缘起及其与人类app进化的关系娓娓道来。

而无论是《珠峰简史》《地图简史》，还是最新的《长城简史》，它们都是由地理走向历史、app与人文交织的融合之作。媒体人、地图收藏家杨浪评价徐永清，“他就善于这样把时间、空间进行联系，把看似司空见惯的事作出别样的意味来”。

除了在书本和电脑屏幕前爬梳长城的历史外，徐永清也在用脚感受长城的厚重。他曾与同事一起来到甘肃，沿河西走廊西行，考察汉、明长城。在那里，他看到了与想象中的长城截然不同的形象。

“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明代之前的长城，如秦始皇长城、汉长城，多为夯土垒筑，天长日久，风欺土没。少数石头垒的，也因年久失修，坍塌湮没。”在甘肃，徐永清看到的汉长城与明长城有着显著的差别，“明代才有砖制长城和大规模的石砌长城，所以，明朝以前的长城遗址，大多破败坍塌。雄伟傲岸的长城形象、成型有致的长城关隘，都是砖制、石制的明代长城”。

这也一直提醒着他，每个历史时期、每段长城，都是因地制宜而建，都有自己的特性，不能用固化的思维去看待长城。

不断刷新对长城的认识

提问、学习、认识、归纳，在徐永清写作的过程中，这四个环节循环往复，他对长城的认识也在不断刷新。

一般的长城史都是从秦说到明。事实果真如此吗？

通过查找文献史料和考古成果，徐永清发现，早在公元前9世纪的西周时期，周王朝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猃狁的袭击，修筑了连续排列的城堡“列城”，或可视为修筑长城的早期尝试。严格意义上的长城则最早修筑于春秋战国时期。到了清代，长城仍得到了一些修缮利用，康熙、乾隆两位皇帝都对长城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

自先秦起，至晚清终。杨浪评价说；“本书的学术意义之一，是在时间的两端延伸了长城的信息。”

人们普遍认为，长城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民族、中原民族和北方民族争斗的产物，事实又是如此吗？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确实如此。但从长城的起源来看，却并非如此。”徐永清说，“春秋战国时期，列国诸侯争霸，互相攻防，齐、楚、魏、赵、燕等国都先后在边境修筑了长城。长城其实是逐鹿中原的产物。”

提到长城，大家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神化其防御功能。但在认真研读史料后，徐永清认为，长城是常态化的防御型军事工程，宜守不宜攻、救缓不救急、济长不济短。当长城外的游牧民族军力强盛、队伍庞大集中的时候，长城这种一线排开、分兵屯守的防线，其防御功能就不好发挥出来。

如明清之际的山海关之战，人们常说就是因为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清兵才得以长驱直入、最终取得胜利。而在《长城简史》中，徐永清用详尽的史料还原了当时的历史画面。原来，在山海关之战发生前，多尔衮军已经绕开山海关，直奔京畿。而吴三桂引清兵合击大顺军是一场意外事件，山海关成为决战战场也在计划之外。而且，作战三方也并没有依托长城的城墙或关隘作战，战役是在离开长城一定距离的地方展开的。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唯有长城仍静卧大地、巍然耸立，成为一座独一无二的立体历史博物馆，任后人感慨、遐想。

也正因如此，徐永清认为，我们更应该全面地、客观地去认识长城，去了解一个真实的长城、一个鲜活的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