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自然》封面文章“缅甸白垩纪蜂鸟大小的恐龙”Hummingbird-sized dinosaur from the Cretaceous period of Myanmar遭多位古生物学者公开质疑的事件在持续发酵中。

3月20日，论文通讯作者在给财新的回复中说，“我同意这些专家的看法（蜥蜴不是鸟）”。同时，她表示，“已经联系了《自然》杂志的编辑并将勘误”，然而，“期刊编辑认为无需撤稿，因为毕竟app界经常犯错”。

争议性论文的发表虽不罕见，但作为一本顶级“神刊”，“知错不改”的做法似乎不太符合我们心目中对学术公器形象的想象。

为此，《明升中国app报》就《自然》的审稿机制等问题专访了七年来持续对该杂志进行实证研究的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江晓原，并将文字整理如下。

引以为傲的“独立性”

国内学者虽然都以在《自然》这样的顶级“神刊”上发表文章为荣，但他们大多对这本杂志缺乏足够了解。它的审稿机制就常常被忽视。

我们理解的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刊物，通常应该设有app家组成的编委会；发表的任何一篇论文都必须经过同行评审，且他们的审稿意见举足轻重；而在遇到争议稿件时，编委会才能做出决定。这样的刊物是符合我们心目中学术公器的形象的。

但是，我们恰恰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把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学术公器应有的办刊原则，投射到了《自然》身上。可结果，《自然》遵循的根本不是这套规则。

《自然》的审稿规定写得非常清楚：杂志没有由高级app家组成的编委会，也不附属于任何学会和学术机构，它的决定是独立做出的，不受制于任何单独个体持有的app或国家评定。什么样的论文能吸引读者广泛关注，由Nature的编辑，而不是审稿人做出判断。

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下，《自然》都以这种独立性为荣。甚至《自然》杂志卸任不久的主编坎贝尔在接受果壳网专访时，还特地向明升中国学者强调过：

我们所做的就是发表我们认为有意义的论文。我们从不设编辑委员会，我们有同行评议人帮助我们，我们的编辑一直是选定文章和做最终决定的人。自然集团的所有期刊都这样。因此我们比较特别。

原本，不同期刊编辑部对稿件发表与否的最终判定原则会有所不同，但像《自然》这样，编辑部、主编拥有如此大权利的，的确可以称之为特色。

可以看到，2019年SCI影响因子总排名前20的期刊中，《自然》及其子刊一共占了10种，也就是说，这些顶级刊物里至少有一半都不符合我们想象的学术公器形象。

著名“公案”：蓄意引发争论，坦率进行报道

在《自然》杂志150年的发展史上，编辑部对稿件“生杀大权”掌控的巅峰代表，跟一件著名的学术丑闻有关。

1988年，法国卫生与明升手机版研究所的免疫学家 Benveniste 博士在《自然》上发表了一篇震撼性的论文。研究者指出，水具有记忆功能，因此把试剂稀释10¹²⁰倍依然能发挥作用。论文发表后，不但在app界引起轰动，大众媒体也蜂拥而至。

据我们的考证，当时，《自然》将这篇投稿交给了三位评审人，收到的意见是一致反对。更夸张的是，《自然》的编辑们也反对将此文发在各自负责的栏目中。可时任主编马多克斯竟然力排众议，执意发表了该论文，甚至还不惜为它临时开辟了一个新的栏目。

作为发表这篇论文的条件，马多克斯要求带队参观该实验。实际上，他组建了一个app“揭弊小组”，成员还包括了一名经常获邀揭穿app研究骗局的魔术师詹姆斯·兰迪。

在该小组的监督之下，Benveniste的实验没有成功。这一调查结果紧接着又发表在了《自然》上。马多克斯甚至还将Benveniste的抗议信也原原本本发了出来。可以说是他一手炮制了这一热门事件。

直到今天，这篇文章还收录在了《自然百年app经典》中。坎贝尔在序言中承认，这套选集中有少数文章不仅仅是“错误的”，而且简直算得上是臭名昭著。除了“水的记忆”，还有“冷核聚变”和“皮尔当人”。可他认为，将这些论文纳入，有助于再现当年的app争论，对于揭示错误实验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些稿件始终没有被撤销。争议事件经过渲染，都能引起更高的关注，产生更多的讨论和引用，对影响因子有非常积极的贡献。

而且，实际上《自然》的传统也从不以撤稿为耻。《自然》不认为其发表论文是在为研究者的结论背书，因此，就算遇到撤稿事件，杂志也是坦然接受的。

两栖杂志，“神刊”捷径

如果你对上述理念和做法不解，透过自然的办刊宗旨，可以更好地认识。

1869年11月11日，《自然》在创刊后第2期杂志上公开表明，除了要给学术共同体提供各种app问题的交流平台，还要将app研究和app发现的重大成果呈现给大众。

这也是《自然》在公开场合经常强调的，它发标文章的标准，并不完全取决于这个文章本身正不正确，更重要的是看文章能否够引起读者的兴趣。因此，编辑部完全可以把发文章的取向，倾向于那些高引的作者和那些高引的话题。

我曾经在《顶级期刊“封神”背后：影响因子超级玩家》一文中分析过，《自然》从不以“学术公器”自居，它的目标是要办成时尚的、拥有广大读者的、享有学术声誉的同时又能够有丰厚商业利润的杂志。

为此，《自然》的一大策略是两栖办刊，除了3个栏目刊登少量学术论文或来信，还有至少15个栏目都是非学术文本，包括消息和评论、读者来信、观点、书籍＆艺术、书评、洞见、科幻小说等等。这些可以大大提升杂志的传播效果和商业价值，也使得杂志的学术文章可以获得更高的显示度，从而提升引用量。

《自然》从创刊之日起就拥有这样的“基因”。《自然百年app经典》中介绍，《自然》的创刊者、天文学家洛克耶，愿意甚至热衷于报道app界的手机版和杂谈，也乐于引发争论并坦率地进行报道。刊登富有争议性文章，是《自然》的传统。

商业有商业的游戏规则，无关对错，我们也无需拿纯学术期刊的要求去指责它。但是我们不能混淆商业杂志和严肃学术期刊的规则，一厢情愿地认为顶级期刊的规则都是在学术上无懈可击的。这是两回事。

“独断”也能有好结果

通常我们认为，严肃的学术期刊办刊政策特别是审稿机制是相对公平正义的，对稿件质量把控也是严谨的。可事实上，随着我们对《自然》这类杂志研究的深入，我认为，《自然》这种“特别”的办刊政策与学术公器的办刊政策相比，其实各有千秋。

学术期刊严格执行程序正义这样一套规则，也会产生一些消极结果。最明显的是：这个刊物将会丧失它自己的特色，因为当它努力扮演学术公器时，它就代表了这个圈子里大多数人的均值，很难偏离；其次，它会扼杀一些创新性的学术发现，因为通常审稿专家和编委会都是资深人士，这一群体的特点是想法保守，学术理念不易被动摇。

相反，《自然》编辑部的独断做法恰恰可以弥补这些缺点。

首先，《自然》始终带有主编强烈的个人风格，这一点在它的历史上有着极强的传统。比如，坎贝尔就毫不讳言：我最喜欢的论文，都是有关最新的发现，意想不到的发现。比如第一次发现环绕其他天体的行星，还有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一种史前小型人属佛罗勒斯人，论文都发表在《自然》上。这些都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发现，有关论文也是我最喜欢的。

《自然》首任主编在位50年，他的接班人也干了30多年。《自然》对主编的信任，可以让他们的风格贯穿始终，杂志特色无可取代。

其次，它以读者感不感兴趣为标准选择文章，更不容易扼杀创新，甚至是那些看上去离经叛道的东西。

在我们的实证研究中，有一个重要注册，也是《自然》最引以为傲的论文之一——1953年，克里克和沃森对DNA双螺旋结构描述的文章。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当年的主编也是不顾编辑部反对，为避免被审稿人毙稿，决定不经同行评审就将他心目中的遗传学重大突破发了出来。不得不承认，主编非凡的眼光和勇气在这一历史事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当然，《自然》这么做的弊端也很明显，那就是有时不可避免地会刊登一些平均线之下的，甚至是荒谬的文章，为的是读者感兴趣。

从这个角度看，两种办刊策略无法简单比较优劣。但从SCI影响因子排名结果看，两栖化的商业刊物比如《自然》《app》《柳叶刀》《新英格兰明升手机版杂志》等遥遥领先，这个事实至少强烈地提示了我们，用这种方式办刊也能成为顶级“神刊”。

正因为这些期刊有特色，能吸引人，一旦将自己带入一个良性循环，就不愁没有好稿件。现实是，《自然》每周投稿约200篇，而刊用率却只有8%，选稿标准严格，稿件质量当然有保障，绝大多数情况下，编辑部也不会刻意挑战学术伦理，这也是它能取得学术共同体信任的原因。

通过这种办刊方式实现名利双收，何乐而不为呢。

分析至此，我想提醒大家几点：

▲我们太习惯于将我们自己对理想学术刊物的完美想象投射到西方“神刊”上去了，我们想当然地以为“神刊”一定是审稿严格、公正，却不知道人家甚至可以不审稿；我们想当然地以为“神刊”一定会以自身的声誉为它发表的文章背书，却不知道人家将撤稿视为家常便饭。

▲学者以在《自然》这样的“神刊”发表文章为荣，有其合理性。可也因为商业杂志的目的和审稿机制，使得发表的每一篇论文未必都是最终定论。如果仅以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文章来衡量单项研究，这就危险了。

▲期刊的判断标准，不应成为对学术成果以及研究人员学术成就的判断标准。

▲我们该做的，就是回到同行评审的初心，在学术评价过程中，把这项严肃的任务交还给值得信任的学术委员会，而不是迷信那些国际“神刊”。否则，就有可能成为“水的记忆”“冷核聚变”“皮尔当人”这样的反面教材。

（胡珉琦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