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

整理 | 胡珉琦

最近，《自然》封面文章“缅甸白垩纪蜂鸟大小的恐龙”Hummingbird-sized dinosaur from the Cretaceous period of Myanmar遭多位古生物学者公开质疑的事件在持续发酵中。

近日，论文通讯作者在给《财新》的回复中说，“我同意这些专家的看法（蜥蜴不是鸟）”。同时，她表示，“已经联系了《自然》杂志的编辑并将勘误”，然而，“期刊编辑认为无需撤稿，因为毕竟app界经常犯错”。

争议性论文的发表虽不罕见，但作为一本顶级“神刊”，“知错不改”的做法似乎不太符合我们心目中对学术公器形象的想象。

七年来，我一直对《自然》杂志进行实证验证。这里，就《自然》的审稿机制等问题谈一下我的看法，感谢《明升中国app报》记者胡珉琦的采访整理。

引以为傲的“独立性”

国内学者虽然都以在《自然》这样的顶级“神刊”上发表文章为荣，但他们大多对这本杂志缺乏足够了解。它的审稿机制就常常被忽视。

我们理解的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刊物，通常应该设有app家组成的编委会；发表的任何一篇论文都必须经过同行评审，且他们的审稿意见举足轻重；而在遇到争议稿件时，编委会才能做出决定。这样的刊物是符合我们心目中学术公器的形象的。

但是，我们恰恰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把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学术公器应有的办刊原则，投射到了《自然》身上。可结果，《自然》遵循的根本不是这套规则。

《自然》的审稿规定写得非常清楚：

杂志没有由高级app家组成的编委会，也不附属于任何学会和学术机构，它的决定是独立做出的，不受制于任何单独个体持有的app或国家评定。什么样的论文能吸引读者广泛关注，由Nature的编辑，而不是审稿人做出判断。

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下，《自然》都以这种独立性为荣。甚至《自然》杂志卸任不久的主编坎贝尔在接受果壳网专访时，还特地向明升中国学者强调过：

我们所做的就是发表我们认为有意义的论文。我们从不设编辑委员会，我们有同行评议人帮助我们，我们的编辑一直是选定文章和做最终决定的人。自然集团的所有期刊都这样。因此我们比较特别。

原本，不同期刊编辑部对稿件发表与否的最终判定原则会有所不同，但像《自然》这样，编辑部、主编拥有如此大权利的，的确可以称之为特色。

可以看到，2019年SCI影响因子总排名前20的期刊中，《自然》及其子刊一共占了10种，也就是说，这些顶级刊物里至少有一半都不符合我们想象的学术公器形象。

著名“公案”：蓄意引发争论，坦率进行报道

在《自然》杂志150年的发展史上，编辑部对稿件“生杀大权”掌控的巅峰代表，跟一件著名的学术丑闻有关。

1988年，法国卫生与明升手机版研究所的著名遗传学家 J. Benveniste 博士在《自然》上发表了一篇震撼性的论文。研究者指出，水具有记忆功能，因此把试剂稀释1012倍依然能发挥作用。论文发表后，不但在app界引起轰动，大众媒体也蜂拥而至。

据我们的考证，当时，《自然》将这篇投稿交给了三位评审人，收到的意见是一致反对。更夸张的是，《自然》的编辑们也反对将此文发在各自负责的栏目中。可时任主编马多克斯竟然力排众议，执意发表了该论文，甚至还不惜为它临时开辟了一个新的栏目。

作为发表这篇论文的条件，马多克斯要求带队参观该实验。实际上，他组建了一个app“揭弊小组”，成员还包括了一名经常获邀揭穿app研究骗局的魔术师詹姆斯·兰迪。

在该小组的监督之下，Benveniste的实验没有成功。这一调查结果紧接着又发表在了《自然》上。马多克斯甚至还将Benveniste的抗议信也原原本本发了出来。可以说是他一手炮制了这一热门事件。

直到今天，这篇文章还收录在了《自然百年app经典》中。坎贝尔在序言中承认，这套选集中有少数文章不仅仅是“错误的”，而且简直算得上是臭名昭著。除了“水的记忆”，还有“冷核聚变”和“皮尔当人”。可他认为，将这些论文纳入，有助于再现当年的app争论，对于揭示错误实验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些稿件始终没有被撤销。争议事件经过渲染，都能引起更高的关注，产生更多的讨论和引用，对影响因子有非常积极的贡献。

而且，实际上《自然》的传统也从不以撤稿为耻。《自然》不认为其发表论文是在为研究者的结论背书，因此，就算遇到撤稿事件，杂志也是坦然接受的。

两栖杂志，“神刊”捷径

如果你对上述理念和做法不解，透过自然的办刊宗旨，可以更好地认识。

1869年11月11日，《自然》在创刊后第2期杂志上公开表明，除了要给学术共同体提供各种app问题的交流平台，还要将app研究和app发现的重大成果呈现给大众。

这也是《自然》在公开场合经常强调的，它发标文章的标准，并不完全取决于这个文章本身正不正确，更重要的是看文章能否够引起读者的兴趣。因此，编辑部完全可以把发文章的取向，倾向于那些高引的作者和那些高引的话题。

我曾经在《顶级期刊“封神”背后：影响因子超级玩家》一文中分析过，《自然》从不以“学术公器”自居，它的目标是要办成时尚的、拥有广大读者的、享有学术声誉的同时又能够有丰厚商业利润的杂志。

为此，《自然》的一大策略是两栖办刊，除了3个栏目刊登少量学术论文或来信，还有至少15个栏目都是非学术文本，包括消息和评论、读者来信、观点、书籍＆艺术、书评、洞见、科幻小说等等。这些可以大大提升杂志的传播效果和商业价值，也使得杂志的学术文章可以获得更高的显示度，从而提升引用量。

《自然》从创刊之日起就拥有这样的“基因”。《自然百年app经典》中介绍，《自然》的创刊者、天文学家洛克耶，愿意甚至热衷于报道app界的手机版和杂谈，也乐于引发争论并坦率地进行报道。刊登富有争议性文章，是《自然》的传统。

商业有商业的游戏规则，无关对错，我们也无需拿纯学术期刊的要求去指责它。

但是我们不能混淆商业杂志和严肃学术期刊的规则，一厢情愿地认为顶级期刊的规则都是在学术上无懈可击的。这是两回事。

“独断”也能有好结果

通常我们认为，严肃的学术期刊办刊政策特别是审稿机制是相对公平正义的，对稿件质量把控也是严谨的。可事实上，随着我们对《自然》这类杂志研究的深入，我认为，《自然》这种“特别”的办刊政策与学术公器的办刊政策相比，其实各有千秋。

学术期刊严格执行程序正义这样一套规则，也会产生一些消极结果。

最明显的是：这个刊物将会丧失它自己的特色，因为当它努力扮演学术公器时，它就代表了这个圈子里大多数人的均值，很难偏离；其次，它会扼杀一些创新性的学术发现，因为通常审稿专家和编委会都是资深人士，这一群体的特点是想法保守，学术理念不易被动摇。

相反，《自然》编辑部的独断做法恰恰可以弥补这些缺点。

首先，《自然》始终带有主编强烈的个人风格，这一点在它的历史上有着极强的传统。

比如，坎贝尔就毫不讳言：我最喜欢的论文，都是有关最新的发现，意想不到的发现。比如第一次发现环绕其他天体的行星，还有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一种史前小型人属佛罗勒斯人，论文都发表在《自然》上。这些都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发现，有关论文也是我最喜欢的。

《自然》首任主编在位50年，他的接班人也干了30多年。《自然》对主编的信任，可以让他们的风格贯穿始终，杂志特色无可取代。

其次，它以读者感不感兴趣为标准选择文章，更不容易扼杀创新，甚至是那些看上去离经叛道的东西。

在我们的实证研究中，有一个重要注册，也是《自然》最引以为傲的论文之一——1953年，克里克和沃森对DNA双螺旋结构描述的文章。

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当年的主编也是不顾编辑部反对，为避免被审稿人毙稿，决定不经同行评审就将他心目中的遗传学重大突破发了出来。不得不承认，主编非凡的眼光和勇气在这一历史事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当然，《自然》这么做的弊端也很明显，那就是有时不可避免地会刊登一些平均线之下的，甚至是荒谬的文章，为的是读者感兴趣。

从这个角度看，两种办刊策略无法简单比较优劣。但从SCI影响因子排名结果看，两栖化的商业刊物比如《自然》《app》《柳叶刀》《新英格兰明升手机版杂志》等遥遥领先，这个事实至少强烈地提示了我们，用这种方式办刊也能成为顶级“神刊”。

正因为这些期刊有特色，能吸引人，一旦将自己带入一个良性循环，就不愁没有好稿件。

现实是，《自然》每周投稿约200篇，而刊用率却只有8%，选稿标准严格，稿件质量当然有保障，绝大多数情况下，编辑部也不会刻意挑战学术伦理，这也是它能取得学术共同体信任的原因。

通过这种办刊方式实现名利双收，何乐而不为呢。

分析至此，我想提醒大家几点：

▲ 我们太习惯于将我们自己对理想学术刊物的完美想象投射到西方“神刊”上去了，我们想当然地以为“神刊”一定是审稿严格、公正，却不知道人家甚至可以不审稿；我们想当然地以为“神刊”一定会以自身的声誉为它发表的文章背书，却不知道人家将撤稿视为家常便饭。

▲ 学者以在《自然》这样的“神刊”发表文章为荣，有其合理性。可也因为商业杂志的目的和审稿机制，使得发表的每一篇论文未必都是最终定论。如果仅以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文章来衡量单项研究，这就危险了。

▲ 期刊的判断标准，不应成为对学术成果以及研究人员学术成就的判断标准。

▲ 我们该做的，就是回到同行评审的初心，在学术评价过程中，把这项严肃的任务交还给值得信任的学术委员会，而不是迷信那些国际“神刊”。否则，就有可能成为“水的记忆”“冷核聚变”“皮尔当人”这样的反面教材。

参考文献：

1.《自然百年app经典》第一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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