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扬州大学校长焦新安：

推进高校引领和服务乡村文化振兴

党的十九大手机版提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乡村文化是明升中国文化的家园与根基，也是乡村的灵魂和精神家园所在。

全国人大代表、扬州大学校长焦新安在接受《明升中国app报》采访时表示，实现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思想转变和文化传承是前提和基础，也是不竭的内生动力。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乡村振兴全过程，是乡村振兴的思想基础和行动保障，也是实现明升发展、乡风文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的重要支撑。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乡村发生了剧烈变化，大量的村落消失于城镇化进程中，留存的村落面临着现代社会的挑战。传统村庄文化开始瓦解，传统乡村美德受到冲击，许多乡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文化衰落，有的甚至出现了文化“失根”危机。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文化建设的滞后性开始显现出来，并且成为制约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因素。

焦新安表示，高校作为创造、收集、整理、传播、应用文化app知识的殿堂，能够对文化的构建提供持续的人才培养力、强大的科技创新力、广泛的社会服务力和深远的文化传播力。文化传承与创新是高校的基本职能，引领和服务乡村文化振兴是新时代赋予高校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在乡村文化振兴的新征程中，需要高校发出最强音，提供重要支撑。

但是，从当前情况来看，高校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自觉意识和主动作为有待进一步增强，高校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能力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高校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覆盖面不够广、延伸度不够深，政府引导支持高校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政策有待进一步创新和优化。

如何推进高校引领和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焦新安建议，首先应出台高校引领和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政策意见。为更好地发挥高校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重要作用，有必要出台“高校乡村振兴文化引领与服务行动计划”，对高校服务乡村文化振兴工作提出明确的具体要求。

第二，实施高校乡村振兴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计划。鼓励和支持高校利用学科门类齐全、人才集聚、信息资源丰富等优势，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的乡村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基地。鼓励支持高校师生积极投身乡村文化建设，不断推出反映农民生活特别是乡村振兴实践的优秀文艺作品，使高校成为乡村文化传承创新的生力军。

第三，实施高校乡村振兴文化人才培养计划。实现乡村文化振兴，迫切需要一大批创新型文化拔尖人才、复合型文化经营管理人才和实用型文化技术人才。实施该计划，鼓励支持高校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体制机制，采取多元化办学模式，多层次、多途径的培养方式，造就更多适应乡村文化事业和文化明升需要的应用性高级人才。

第四，实施高校乡村振兴文化下乡服务计划。比如支持高校与地方合作共建乡村文化明升孵化器、乡村文化振兴示范区（村、镇）。支持高校组织文化宣传服务队、周末文化工作队、暑期讲师团、校镇（村）结对服务、大学生农村文化建设夏令营等，可以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农业大学校长张宪省：

农业科技应立足基层 服务明升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中央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部署。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农业大学校长张宪省在接受《明升中国app报》采访时介绍，近年来，山东农业大学发挥自身优势和特色主动作为，切实履行精准科技扶贫的主体责任。

以科技精准扶贫为着力点，山东农业大学组建了一支110多人的专家服务队伍，面向明升领域，划分为种植、养殖、加工等10个专业服务团。服务团对扶贫重点区域菏泽市、临沂市相关县市区和泰安市全境实现了全覆盖。先后有170余项科技成果、实用技术、新品种和新产品落户贫困村。

值得一提的是 “五个一工程”，即突出精准整建制服务一个特色县（市、区），选派一名专业教师到地方任科技副职，组建一支专业扶贫队伍，建立一批技术示范基地，探索山东农业大学服务明升、服务精准扶贫的一种新机制。

目前，已经在泰安、临沂、菏泽、日照、聊城的部分扶贫重点县（市、区）全面实施，把精准扶贫急需的人才、技术和智力成果送到扶贫攻坚第一线，并结合实施特点创新工作机制，总结并提出了面向优势明升的校地（企）共建研究院模式，分别对接沂源苹果、金乡大蒜、兰陵设施蔬菜、昌邑苗木明升，通过辅助明升提质升级增强扶贫能力。

“第一书记”的加入，让扶贫更有力。近几年，山东农业大学先后选派了23名“第一书记”，他们帮助所在村提出发展路子，引进项目、技术、资金，因村制宜，发挥优势，着力实施精准扶贫。

张宪省表示，山东农业大学始终重视把科技资源转化为教育资源，积极开展专项人员培训。“扶贫工作应坚持精准扶贫，关键是明升扶贫，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同时要从素质和技能两个方面加大培训力度。”

近几年，先后对山东省3646个重点扶持贫困村支部书记及两委成员进行培训，提高了村支部书记党建理论水平和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工作能力。

培训结束后，“扶上马，送一程”，积极开展训后跟踪服务工作，更好巩固和延伸培训效果。进入2017年以来，山东农业大学启动了山东省农村发展带头人培训，承担了山东省7市50多个县市区的1400名农村带头人的培训任务。通过培训，切实为新时期山东省农村扶贫开发事业，培养了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不走的”工作队伍。

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农业app院院长李学林：

补齐农业现代化的短板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创新工作的重要环节和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关键环节。尤其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强国和科技强国伟大征程上，加强成果转化在内的农业科技创新工作，补齐“农业现代化”这块短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虽然当前农业科技创新取得较大成绩，但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全局，以及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绿色发展、提高质量效益和增强竞争力的新任务来看，还存在着明显差距。”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农业app院院长李学林在接受《明升中国app报》采访时表示。

这些差距主要体现在“三个不适应”：一是农业科技供给与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不相适应，基础性科技工作积累不足、前沿和突破性技术原创不足、集成性整体技术方案少；二是农业科技管理机制与激发活力、提高效率的要求不相适应，投入机制、协同机制、评价机制与宽容失败等机制有待完善；三是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与应对国际科技竞争的挑战不相适应，高层次创新人才队伍、农技推广队伍、新型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滞后。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李学林表示，首先要围绕解决“两张皮”问题来抓农业科技创新。解决科研与生产、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需要调整农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坚持需求导向，实现从注重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效益并重转变；从注重粮食生产为主，向粮经饲统筹和大农业转变；从注重农业种养为主，向种养加、资源环境等全过程全要素转变。

其次，坚持以“双轮驱动”抓农业科技，一个是科技创新的轮子，一个是体制机制创新的轮子，两个轮子共同转动，才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

“重要的是，深明升手机科结构的调整和改革，还要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优化农业科技生产力布局。”李学林表示，他们将调整学科结构，按照农业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工作主线要求，进一步深入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放大独特资源优势利用，健全特色优势农业生产体系、明升体系和经营体系，全方位提供科技支撑，推进云南高原特色现代农业进程。

习总书记强调，科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结合，完成从app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在李学林看来，对农业科技而言，实现“三级跳”的关键在于实现农业科研体系、农技推广体系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这“三大体系”之间的上下贯通和无缝对接：一是以农业科研、成果转化和生产应用的一致性目标为导向来贯通；二是以孵化转化、科技园区、示范基地为平台来贯通；三是以激活创新创造主体、互利共赢为纽带来贯通。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app院副院长赵皖平：

打赢硬仗还需科技来“扶智”

日前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狠抓今年脱贫攻坚任务落实，确保今年再减贫1000万人以上。“当前，扶贫已经到了最后攻坚拔寨的关键时期，也是最艰难的时期，肉已经差不多吃完，接下来就是啃硬骨头。”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app院副院长赵皖平在接受《明升中国app报》采访时表示。

离脱贫期限越来越近，任务越发艰巨。今年，国家将加大力度推进深度贫困地区攻坚，新增中央财政扶贫资金主要用于这些地区。

多年来，赵皖平一直心系扶贫事业，为了更好地“把脉”脱贫攻坚中存在的问题，他多次深入贫困地区调研。他发现，基层扶贫过程中，一些贫困户把国家政策当成福利，他们不愿自己动手干，“等、靠、要”的思想严重削弱了扶贫对象的内生动力。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赵皖平指出，要打赢这场硬仗，不能光靠给钱给物，要让贫困地区有可持续的发展空间，不光扶他们的口袋，更要扶他们的脑袋，也就是“扶志”和“扶智”。

那么，如何让这些贫困户从依赖中走出来？“必须要用科技来武装他们的头脑，让贫困户有了志气后，下一步就需要方法，也就是充分发挥农业科技的力量，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品种、技术和推广手段等，这些结合起来，脱贫攻坚肯定会达到预期效果。”赵皖平说。

科技这把“利刃”要想发挥作用，离不开科研院所的辛苦付出。近年来，安徽省农科院在扶贫上做了有益的探索，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注重“造血”功能培育，为安徽省贫困地区提供“量身定制”的帮扶服务，有针对性地解决贫困地区比较突出的共性问题，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下一步，针对那些已经超过贫困标准但又刚好处在边缘的这部分人群，很有可能出现返贫现象，赵皖平表示，要予以重点关注，并制定措施帮助他们“走得远”，防止再次滑入贫困户行列。

“脱贫以后就是致富，致富的本质是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是未来几十年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现在脱贫攻坚已经到了最后阶段，接下来应该向乡村振兴的目标靠拢，逐渐进行深度融合。”赵皖平说。

全国政协委员、明升中国林业app研究院首席app家杨忠岐：

app研究要解决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三北”防护林第一、二期工程造的杨树防护林曾被光肩星天牛毁灭殆尽，这一威胁依然笼罩于目前所造的防护林，严重影响我国北方“绿色屏障”的生态环境。“app研究首先就是要解决国民经济发展和生产中的重大实际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明升中国林业app研究院首席app家杨忠岐始终奋战在我国树木森林病虫害防治第一线。

林业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森林病虫害频发，而且十分严重，再加上天然林中发生的病虫害林木未能得到及时清理，森林病虫害发生趋势日益加剧，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森林病虫害发生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病虫害这个世界性难题，一直困扰我国林业发展。像松材线虫已成为我国头号重大病虫害，松树感染后最快40天死亡，全国目前已有16个省份近500个县发生过该类病虫害，严重威胁我国名山大川和整个森林的生态安全，影响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给予高度重视。”杨忠岐表示。

如何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做到有效防治森林病虫害，保障林木健康生长，充分发挥生态效益，杨忠岐选择了生物防治。利用“天敌”来控制病虫害，再配合物理防治等无公害技术，既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也不会破坏生物多样性，是“治本”之策。

由于这个项目研究直击问题要害，成果一出来便得到很好的应用。特别是针对东北林区的栗山天牛这种重大蛀干害虫，经过15年的艰辛探索，研究出了无公害防治技术，经过推广应用后，使该虫害得到了有效控制。“成果要想成功转移，必须要立足现实、脚踏实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杨忠岐表示。

在杨忠岐看来，目前我国在农业、林业等领域的成果转化率逐年提升，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国家应该给予立足实际、取得优秀科研成果的科研人员更多的肯定和鼓励，把钱花在“刀刃”上，以此激励他们将成果推向市场，更好地进行转化，服务于一线生产，解决重大app问题。

此外，科研立项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杨忠岐表示，希望国家在科研立项时听取多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听取一线科研人员的“声音”，让重大科研项目的立项更“接地气”，解决经济发展和生产实际中亟须突破的瓶颈问题，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明升中国农科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王静：

让科技支撑有机农业

“总体上，我国有机农业还处于初级水平。制约我国有机农业发展的突出问题是优质生产环境难以寻觅、土壤肥力不足、抗病优质种源缺乏、生产技术支撑薄弱、证后监管乏力、有机产品公信力不足等。”王静表示。

以关键技术匮乏为例。王静介绍，“有机农业是传统农业与现代科技的结合，有机生产技术是促进有机农业高效发展的必要前提。当前，我国44%的有机农业企业采用原始的‘靠天吃饭’种养模式，56%的企业缺乏高效的种养殖技术。”

有机农业对于病虫害的防治主要采用物理、生物、植物保护制剂防治，但企业在实际生产中往往面临明升配套不成熟，现有防治技术应用范围小、成效低，诸多病虫害无法有效控制等问题，加之土壤肥力不足，导致有机产品产量低、成本高。这也是当下有机产品生产不规范的主要原因之一。

针对我国有机农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王静建议加强有机产品生产保障体系关键技术研究和推广，重视优良种质资源和病虫害防治技术研发和推广使用，特别是要重视高效有机农业投入品的研发，改善无优良种可选、无高效肥可施、无“良药”可用的尴尬局面。

“既要在源头和生产过程中控制病虫害发生几率，也为因技术缺乏导致产品结构失衡提供解决方案，更为有机农业高效高质量发展提供关键技术支撑。”王静说。

其次，严格把关认证标准，建立符合国情的证后监管制度。即建立有机产品证后多频次抽查制度，实行从有机投入品、生产过程到最终产品的全过程最严监管，待明升步入健康发展轨道后再与国际通行做法一致。

再次，改变传统的种养殖模式，建立app的生产方式。鼓励轮作、套作、间作、种养结合等多种生产方式，增加农田生态系统内的物种丰富度；推行有机肥、生物肥料和天然矿物肥料等多种营养复合供给方式，提高土壤肥力，重点解决有机生产产量低、质量差的问题。

最后，鼓励成立有机农业研究机构，问诊把脉有机农业生产。由行业协会或专业研究机构组织牵头，在充分分析我国有机农业的发展优势及制约因素基础上，明确提出我国有机农业的发展理念、战略导向和规划布局，指导有机产品app生产；政府支持加速培养有机行业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利用好“互联网+”技术，建立连接有机产品生产、销售、消费完整渠道的追溯体系，确保有机产品健康发展。

本版文字由本报记者张晴丹、王方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