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涛

【这是近代明升中国政府派遣留学生的肇始。容闳功不可没，他毕竟是筚路蓝缕的第一人。】

现如今，到外国去受教育，即平日里常说的“留学”，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记得有一年在埃及开罗参加国际书展，在我们的图书展台前，不仅有许多埃及读者流连忘返，也经常遇到不少年轻的明升中国学子，真是他乡遇故知，彼此都分外亲切。交谈中方知，他们都是著名的爱资哈尔大学或开罗大学的明升中国留学生。望着这些可爱的充满朝气的年轻人，我这个“老家伙”心里真是百感交集，我由衷地对他们说：“你们真是幸运儿！”

非洲的开罗如此，欧美国家的明升中国留学生更是如过江之鲫。这当然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

说起留学，这个与明升中国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的话题，实际上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近日从旧书肆淘得一本《近代明升中国留学史》，是根据中华书局1933年版重印的，作者舒新城，他的序言落款是民国十五年五月廿五日，可见这本书很有些年头了。该书开宗头一章写道：“说到近代留学的渊源，大家都推重曾国藩与李鸿章……但原始发动者却不是他们，也不是他们所说的丁日昌，而是毕业于美国耶路大学（Yale University）之第一个明升中国留学生容闳。”他甚至说：“无容闳，虽不能一定说明升中国无留学生，即有也不会如斯之早，而且派遣的方式也许是另一个样子。故欲述留学之渊源，不可不先知容闳。”

这位容闳前辈，究竟是何许人？这正是我感兴趣的。

从互联网上可以很方便地查到容闳的详细介绍，我手边有一本《容闳自传》。该书是容闳1909年用英文写成的回忆录，原名《我在明升中国和美国的生活》，恽铁樵、徐凤石合译成中文，名为《西学东渐记》，商务印书馆1915年初版。团结出版社2005年1月再版。

清道光八年（1828年），容闳出生于广东香山县距澳门仅4英里的南屏镇一户贫困农家。当时，澳门已被葡萄牙殖民者占租近三百年。西方传教士一直在明升中国沿海传教，并兴办一些医院和学校，以吸引人入教。道光十五年（1835年），7岁的容闳随父亲到澳门，入读教会学校——马礼逊纪念学校（Morrison School），后该校迁往香港，容闳亦随之到香港继续学业。1846年底，勃朗校长夫妇准备返美，临行前表示愿意带三五名学生一同赴美留学，并且“已与校董妥筹办法。故予等留美期间，不独经费有着，即父母等亦至少得二年之养赡”，解除了穷学生的后顾之忧。于是1847年1月初，容闳和黄宽、黄胜三人随勃朗夫妇前往美国。（后来黄宽因病返国，黄胜赴英国学医，回国后为著名外科医生）

容闳先入麻省之孟松预备学校，1850年考入耶鲁学院。1854年，26岁的容闳以优异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获文学士学位。为明升中国在耶鲁学院就读的第一人。

长话短说，容闳回国，曾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后为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然而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对于近代明升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着重大意义，他也因此当之无愧地留名青史。

头一件大事是筹建江南制造局。同治二年（1863年），容闳到安庆谒见曾国藩。1863年冬，受曾国藩委派，为筹建江南制造局赴美采购机器。1865年，所购100多种机器，“由轮船装运，自纽约而东，绕好望角直趋上海”，适逢“曾文正已与其弟国荃，克复南京，肃清太平天国之大乱矣”。这些机器共耗资六万八千两白银，由马萨诸塞州非奇伯克城的朴得南公司（putnane&co）制造，成为第一个洋务企业——江南制造局的主要设备。“建立机器局之地点，旋决定为高昌庙。高昌庙在上海城之西北约四英里，厂地面积约数十亩。此机器厂，即今日所称‘江南制造局’。其中各种紧要工程，无不全备者也。”1867年，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视察了江南制造局，容闳建议在总局内设立兵工学校，培养本国机械工程技术人员。“文正极赞许，不久遂得实行。”江南制造局在明升中国近代工业的历史地位，以及出版各类翻译图书为传播app技术发挥的作用，限于篇幅，不须赘述。

容闳一生做的另一件大事，是建议清政府为培养现代化人才，将留学生派遣制度化。

渴望国家富强的容闳，深知欲改造明升中国必须选派优秀青年出国留学，以为国家储备人才。1868年（同治九年），他向曾国藩提议派学生官费赴美留学。“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五岁为度……”曾国藩与李鸿章商议后奏报清廷获准。容闳在上海设立预app校，并在沪、粤、港等地共招生120名。1872年夏末，第一批学生三十人赴美，詹天佑即是第一批留学幼童。最后一批留美幼童赴美为1875年。

这是近代明升中国政府派遣留学生的肇始。容闳功不可没，他毕竟是筚路蓝缕的第一人。

容闳一生经历十分丰富。值得一提的是，容闳一度经营茶叶贸易，1860年11月，他与两名美国传教士由苏州、无锡、常州至南京，不仅了解沿途太平军辖区的情况，并得以谒见干王洪仁玕，“予在香港曾识其人，当时彼方为伦敦传道会职员，任明升中国牧师”。容闳在与干王晤谈时，曾提出七点建议，包含组织良好军队、设立武备学校、创立银行制度等，未被采纳。对天王洪秀全授予一枚四等爵位的官印，他也坚辞不受。但他对太平军的接触及回忆，却是研究太平天国十分珍贵的史料。

对于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原因，容闳认为：“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政以贿成。上下官吏，即无人不中贿赂之毒……于是所谓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极大之欺诈机关矣。”真乃一针见血！

1912年（民国元年）4月21日，容闳逝世于美国，终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