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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彬

在国内高校，通过老教师和领导听课的形式，对某些课程进行督导的现象十分普遍。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高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对课堂教学的重视，这种行为变得更多了。但这种督导方式究竟能起到何种作用，却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思，这其中就包括常州大学某学院副院长衡孝庆。

不久前，衡孝庆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直言“教无定法”，以“专家听课”为代表的行为并不能给提高教师授课水平带来帮助。更有甚者，教师在教学方面存在大量的限制。

衡孝庆的这篇博文探讨的是高校课堂该由谁做主的问题，但内心有这种疑问的老师应该不止他一个人。那么，在当前的高校课堂上，究竟谁在做主呢？

“无用”的督导

在自己博文的最后，衡孝庆用了三个问题作为结尾，那就是“谁是教学的主体？谁有资格评判教师的教学？教学水平的高低如何能够比较？”

事实上，就在他写出这篇博文前不久，有人曾经就这些问题做过一些阐述。

本月初，本报刊登了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尤小立撰写的一篇评论。该评论直指不久前出现的所谓“高校教学质量排行榜”，坦言教学是最不容易衡量和确认高低、强弱、好坏的。在评论中，尤小立特别指出，行政主导的教学标准化管理模式，可谓事无巨细、全面周到，可就是没能明显地促使教学工作再上层楼。因为“它只能监督教师达到60分的教学及格线，却很难调动教师中的大多数为80分或90分的教学而努力的积极性”。

看得出，无论是尤小立还是衡孝庆，对于目前某些力量“干扰”教师的课堂教学都有一定的体会。当然，他们并不否认无论是制度设置还是教学督导，其出发点都是为了提升一般教师的教学水平，但在效果层面，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质疑。

提出类似疑问的还有北京某高校物理系副教授郑文。

“比如，我上的是物理课，但来听课的老师却可能来自其他学院。他们常常听不懂课程，只能看你的课堂是不是‘花哨’。”在接受《明升中国app报》记者采访时，郑文说，这些老师并不能给自己提升教学水平提出一些建议。“他们会说：‘你要互动啊’，或者‘你的PPT要更漂亮’。但像数学或物理学科，因为学科性质所限，不可能用一大堆图片让PPT更抢眼球。”

在教学督导的问题上，郑文还能听到一些“意见”，但在有些时候，即使这样的“意见”也并不是都能听见的。

比如在采访中，尤小立便坦言，有时他感觉所谓的“督导”似乎并不是为了督促教师改进教学。因为很多专家在听完课后，并不是就课程本身的优缺点和教师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反而是当面对教师一通表扬之后，再到领导面前“打小手机版”。

“这种做法很奇怪，他们到底是在督促老师们的教学，还是在打击老师们的信心，让老师们愈发失去对教学的积极性呢？”尤小立问道。

短缺的空间

在记者采访中，“积极性”是很多老师都提到的一个名词，而紧随其后的便是另外一个名词——空间。

“不管是某些无用的‘督导’，还是一些不近人情的‘制度’，影响的其实都是老师们对教学的积极性，因为他让老师们发挥的空间变窄了。”张路是东北某高校的一名老师，他的这番话很有代表性。

在博文中，衡孝庆回忆了两年前，他到台湾地区某大学访学时的一段经历。听闻该校有一名知名的哲学教师，他想去听一下这位老师的课。然而，当他请示院长和系主任时，得到的回答都是“NO”。因为他们没有权力批准衡孝庆去听这位老师的课，而且这位老师很有个性，从不允许他的学生以外的人听他的课。

“我问他们，如果是领导或督导来听课怎么办？他们的回答是，那也要先经过他的同意。因为在他看来，那些不懂哲学的人，甚至不懂他的哲学的人，都没有资格听他的课。”衡孝庆说。

对此，张路深有感触。他表示，作为老师，在很多时候他是不愿意别人听他的课程的，“一方面自己觉得别扭，另一方面也给学生带来一定的压力”。但在这方面，作为老师的他是没有发言权和决定权的。“有时看一些报道，很多学校规定校领导一定时间内必须听课，我不太明白，这些已经不担任教学任务的行政领导，究竟能给教学一线的老师们带来什么帮助？”

张路所说的并非少数现象，在百度搜索引擎内输入“高校领导听课”，搜索出的相关手机版已经超过百万条。

“既然老师讲这门课，那么他就是这门课的专家，在这方面应该被充分信任，教学应该是多样化的，按照某种标准来管理的话，就已经不是教育了。”尤小立说，“必须要让老师有发挥的空间，从而慢慢恢复他们的教学积极性。”

平等的关系

必须指出的是，给教师的教学以充分自主空间，并不意味着对教师完全放任不管，更不是放弃对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的指导。只是监督要有尺度，辅导要有方法。

作为主管教学的副院长，衡孝庆平时也会去听一些课程，并会对老师做一些监督管理，但在他看来，这仅仅是检查老师的工作是否达到最低要求，也就是所谓的“红线”。

“我常常讲，教学是一个良心活儿，一些基本的要求是必须达到的，这也是专家教授可以考核的内容。比如必须备课、教学内容必须达到基本要求等。但在此之上，则是教师自己发挥和投入的空间。”衡孝庆说。

那么，一些教学督导所希望达成的对教师的指导作用，又该如何实现呢？

在采访中，尤小立回忆起了他在刚刚走上教师岗位时学校所采取的一种传统做法，那就是“师傅带徒弟”。“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他说，很多刚刚博士毕业、走上讲台的年轻老师往往“自我感觉”很好，但他们其实对教学规律完全不清楚。这时候，有一个老教师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给予一定的指导，对他们的帮助很大。

“我还记得当初带我的老教师告诉我，一节课的教案大概准备七八页纸就够了，后来上课多了，发现的确是这样，这就是经验。”尤小立说，遗憾的是，目前这种对年轻教师大有裨益的指导方式，在高校中已经很难看到了。

郑文从教的时间比尤小立要晚，因此也没有“师傅带徒弟”的经历。在她看来，对自己教学最具促进效果的方式就是一个学科的老师互相听课、一起备课、互相交流。“我们有一些课程并不是一位老师负责，而是有一个团队，大家可以在一起集体备课，我们也会听新来的老师试讲，然后从内容、教学策略等一些很实际的方面给她一些建议”。

在采访中，郑文特别强调，这种“听课”与“备课”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教师彼此间是一种平等交流的关系。“不是督导、监督你的那种感觉，这一点对老师心理上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

人性的政策

为了促进学院的教学工作，衡孝庆也在设计一套新的思政课改革方案。他想通过新的课程设计，把自主权还给老师。

“我希望把课程切分成块，让老师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模块。”衡孝庆说，同时，将原来以教材为主的教学改为以学生自学为主，老师则可以选择与自己的兴趣和课程都相关的内容，组织专题讲座。“将老师讲座和学生自学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老师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功能，把大量时间节省下来。”

按照衡孝庆的设计，之前“满堂灌”的教学，将变成有一半左右的时间用来让学生自己学习、谈论，老师则通过讲座的形式，将自己从繁重的教学中解放出来，专注于自己感兴趣的几个点。“日积月累下来，对于这几个点的教学将可能非常精彩。”

当然，衡孝庆也明白这一改革将面临很多的困难。“需要很多部门配合，一些老师也会提出反对，毕竟这样做表面上为老师‘减负’，但实际上对老师的要求更高了。”但他相信这样的改革对老师有好处，对学生更有好处。

相对于处在管理岗位上的衡孝庆，郑文显然不用操心那么多“改革设想”，但她有时会想起自己上大学的时候，想起那时教她的老师，言语中多少有些羡慕：“那时候，老师如果连上两节课，中间可以不休息，把时间上够了就能早点儿下课，这是允许的。”但现在，作为老师的她不能提前上课，不能拖堂，“一分钟也不能拖”。

“以前，大学的老师很自由，可以提早上课，也可以早点放学吃饭，教学质量也没有受什么影响。但现在上课时间死死的，每学期一个学院调课超过五次就要受到处罚，可一个学院那么多人，这个‘指标’太容易达到了吧。”

郑文总觉得，无论大的政策如何变化，老师都不应该这样去管理，“不是把一个人禁锢在这里，他就会上心，而是要去激励，提高教师的自主性，这才能起到作用”。

同样作为一名年轻老师，张路对此感同身受。

“其实对于老师在教学上的鼓励，往往就在于一些细节性的内容，是否容忍教师在细节上的自由发挥。总之，制度如何人性化地对待老师，老师也会如何人性化地对待课堂。”张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