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机构制作的影响因子2016年前20位排名，具体数据与实际情况略有出入

本报记者 刘力源

近年来，针对app出版巨头爱思唯尔（Elsevier）的抵制活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去年末今年初，德国学术界又加入抵制的队伍。app出版巨头开具的高昂费用和奇特的收费机制已经成为学界人士群起指责、抗议的对象。这种局面会否在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学术出版巨头三分天下的格局是否会有所松动？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他的回答或有助于大家对传统学术出版在当前扑朔迷离的境况有一番了解。

学术出版巨头三分天下的格局短期内不会变

文汇报：为什么爱思唯尔一再受到不同地区的app家的联合抵制？可否认为这是传统学术出版亟待变革的一个表现？这种三家巨头“坐拥天下”的局面有可能被打破吗？

江晓原：几轮抵制爱思唯尔的理由都差不多，可以归为两点：一方面是奇妙的收费机制——app界自己申请来研究资助，做出来的成果想在这些杂志上发表，却需要倒贴钱；同时，作者看自己的文章还要出钱订阅杂志。另一方面，爱思唯尔连续几次单方面提价，也招致大家的不满。国内也有过类似情况，前几年部分学校联合抵制知网就是因为后者不断提价。但那次抵制引起了一些学校老师的不满，因为许多研究资料没法查阅，科研受到影响，最后在老师的压力下，学校只能继续订阅。

目前绝大部分有名的app刊物都被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爱思唯尔和威立（Wiley）三大国际出版集团瓜分，据说它们拥有世界上80-90%的app刊物。一个在app界的人总得发表文章吧，如果把这三大集团都抵制了，就别发文章了。我感觉，只要在现有体制内，科研成果发表和检索系统的格局不改变，那么在系统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发难都是没有用的。而我也并未看到大格局的变化端倪，别看互联网在很多领域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它在大学、学术刊物这些事物上的影响在我看来是被高估了。

而且，现在也没到变革的时候。在学术界，谁能破坏规则？只有那些大牛才有可能。绝大部分人都在照着规则玩游戏，现在恰恰是那些对规则有谈判地位的大人物，他们没有什么改变的需要，规则都可以为他们开方便之门——奥巴马在《app》（Science）、《美国明升手机版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上都发了文章，他之所以能发文章凭借的无非是名人效应。对于这些拥有超级能力的人来说，他们没有觉得有变革的需要，而能力相对小的人如果不在这个规则下面玩，更不能讨生活了，只好努力顺应规则让自己的成绩好一点。

对于现在的这种学术出版格局，应该承认，它在最初也是受学界欢迎的，随后才开始异化，这个过程有点像温水煮青蛙，逐渐地三大寡头出现了，成功地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之后它们开始坐地收钱。对于三大寡头，学术界的人心里很气，问题是这个事情不可逆，回不到从前。三大寡头诞生的土壤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些版面也好，数据库也好，本来就是私有的，跟油田一样都是资源，占到了就能以此挣钱，也无可厚非。关键点不在于它们是不是寡头，而是它们做的事情是不是让付钱的人觉得物有所值。三大集团当前获利还是很明显的，它们还是愿意维持当前的状态，如果大部分人还觉得物有所值，它们就能继续赚这笔钱，如果有一天大部分人觉得性价比太低，它们的末日可能就到了。

文汇报：学界抵制三大集团的声音会否成为一种常态？针对荷兰学者的抵制，爱思唯尔做出了一些妥协，比如逐步放开部分学术资源的免费阅览权限。传统学术出版会不会因为目前的一些抵制、诉求做出调整，甚至于完全免费开放学术资源？

江晓原：目前这种三大出版集团坐拥天下的格局到底有多少人不满，这也是值得商榷的，在这个系统下面的大部分人能忍受，闹出来的那些抗议在总体来看是少见的。这些大集团的垄断是不是都是不好的，也不太好说，以我们学院派到国外做访问学者的年轻人的经历，他们说国外大学唯一比我们国内好的就是买的数据库更多，看数据库会很方便，这些其实也是三大集团提供的。而且三大集团收这些钱，国内外很多有钱的大学是不在乎的，给得非常慷慨。

当然，人们都希望有更多免费的蛋糕，如果把这个看成遥远的趋势，我也不反对，毕竟知识产权作为历史概念总有一天会消失。但当前，旧有的制度很难改变，也许会在有限的谈判中讨价还价，做些小小的妥协，大的改变不会有。

文汇报：以后会否出现新的模式与三大集团分享市场甚至取代它们？

江晓原：这个跟当前学术出版承载的东西有关，只要它还关联着那么多世俗的东西，比如职称、待遇等，就很难被取代。

最近我一直在研究影响因子，倒是形成了一套明升中国应对的思路，我的建议是明升中国学者应该自己玩自己的，不要跟着人家去转。我们没理由强调我们的文章发在国外的高影响因子刊物上这件事。学术刊物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学术交流，而交流的目的无非是取长补短。取长没问题，国外的“长处”英文杂志上很容易看到，但急着让别人看你的东西是为什么呢？得到他们的称赞？我们希望在学术界有发言权，那么我们的刊物在国际上是不是应该有相应的声誉？如果我们的刊物上永远没有第一流成果，第一流成果永远在美国、英国的刊物上，我们的刊物怎么会有发言权呢？而且我们的一些优秀成果也不为它们所接受：中科院院士丁仲礼曾在《明升中国app》上发表多篇文章讨论国际上关于减排的七个方案，经他计算没有一个方案对明升中国是公平的，西方都想借此约束明升中国，勒住你的发展。这种文章在国外刊物上就不一定发得了。

按照我上面的思路，三大集团在国际上的垄断地位也不会直接受到挑战，但是越来越多的发展明升中国家都这么玩，它们的垄断自然就会被架空。但是很多发展明升中国家都不肯这样，还要反过来做。

《自然》《柳叶刀》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刊物

文汇报：费用高昂是爱思唯尔被诟病的原因之一。作为学术刊物，为何费用可以定得如此之高？

江晓原：这个费用确实很高。仅仅是发布SCI影响因子的集团——app情报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国内某著名大学每年购买他们的情报产品就需要200多万人民币。如果明升中国有1000所这样的大学，这个数字就非常可观。

但我们必须对三大集团下的这些杂志有正确的了解。现在影响因子游戏玩得最好的杂志，以《自然》为例，它本身就是营利性的商业杂志，并不是国内理解的那种学术刊物。国内很多人想当然地将《自然》想象成一个样子，毕竟它顶着“顶级学术杂志”的光环，但事实上很多对它顶礼膜拜的人从来没有看过其内容。只要看过就知道，《自然》根本就不是人们想象中的app杂志，它18个栏目中只有3个栏目登所谓的学术文章，剩下的全都是非学术文本，包括各种各样的娱乐八卦。我之所以编了两本《自然》杂志科幻小说集，就是想挑上面最极端的文本让大家看清它的原貌——这样一个杂志根本不是

所谓的“学术公器”。再比如业内声誉极高的《柳叶刀》（Lancet），其非学术文本的占比还要大。

符合我们想象的学术刊物，比如大学学报，有两个重要特点：拥有由校内外专家组成的编委会、实行独立审稿制。文章是否选用最终由编委会定夺，而非编辑部。另外学术刊物实行匿名审稿制，收到的投稿会送到专家手上审改，这是国际学术刊物的通行做法。但，恰恰影响因子排名前20位的刊物中，至少一半不是这样的，《自然》排位影响因子前10名多年，《柳叶刀》排名一直在《自然》前面，这次位居第四，还有《新英格兰明升手机版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这次是第二，它们都属于两栖刊物，刊载内容包括学术和非学术两个部分。其次《自然》没有编委会，其现任主编对媒体说得特别清楚，他们从来不设编委会，文章发不发由编辑决定，《自然》旗下所有杂志都是如此。也就是说，影响因子前20名中的9本《自然》旗下杂志都没有编委会，而没有编委会就不是学术公器。

国内没有所谓的两栖杂志，要么就都是科普文章，要么就是学术文本。

文汇报：是否《自然》影响最大的主刊现在主要面对公众，更科普更娱乐一些，但凭借主刊的声誉，目前衍生了一系列各个领域的子刊，供大家发学术文章？

江晓原：你的猜测很有道理。我给你举一个例子：《自然》的一个子刊《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目前的影响因子是12，2015年它发表了3192篇论文，在它官网上写得清清楚楚：每篇文章收费5200美元（折合33000多元人民币）。3192×33000=……别数数了，超过人民币1亿元。你看，发学术文章同样可以很赚钱啊。

文汇报：可是在学界，两栖杂志的影响某种程度上甚至超出了“学术公器”。

江晓原：这是因为《app》《自然》《柳叶刀》等两栖杂志都是影响因子游戏的积极参与者，发布影响因子排名的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2017年2月26日去世）甚至为了这些杂志修改影响因子的定义，使得定义对它们有利。在这个游戏里，这些两栖杂志常年位居高位，名次之间稍有浮动，使得我们很多人以为它们“学术”得不得了。就这个问题，我想说国内的图书情报行业还没有对西方的游戏玩法稍作考察。

一般而言，学术界比较在乎的杂志，比如今天被SCI收录的8778种杂志，绝大部分确实是学术杂志，但20来个顶级玩家里只有极个别是老老实实的学术杂志。玩好影响因子游戏有两条路：

一条是刚才提到的两栖化道路，这也是公众知道《自然》这些杂志的原因——它们有很多栏目本来就是公众可以接受的非学术文章，相较之下那些非常严肃的学术公器在公众中就鲜有知名度了。

还有一条就是“综述为王”，加菲尔德很早就发现如果在学报上发表一篇综述文章（Review），引用率会非常高，于是就有一些杂志发越来越多的综述文章，有的杂志甚至全部都是综述——前20名玩家中，有10家是综述杂志。全世界影响因子最高的刊物，影响因子达到137点的就是一本明升手机版类侧重综述的杂志，每期只靠其

中一篇关于癌症的综述，支撑其惊人的影响因子数值。癌症是全世界明升手机版领域的人都关注的事，因此被引用的次数很高。国内的学报认为这类文章不是我们想象中的article，所以很少登。

我们的评价体系要求科研人员在高影响因子刊物上发论文，这必然使得人们把目光更多地投注在那些顶级玩家身上。但是，我们现在连影响因子的公式都没理解对，网上流传的版本都是错的，加菲尔德的JCR手机版每年都会把影响因子的公式陈述一遍，清清楚楚，并不是我们现在以为的这个公式。

文汇报：错误的公式为何会流传下来？

江晓原：这可能是因为国内搞科技情报的人一般受过一点app训练，但普遍缺乏史学训练。app训练通常叫我们看最新的东西，而不要求看原始文本；而对于一个受过史学训练的人来说，文本的原初形式当然是要考察的。我们当初介入影响因子这件事，自然会看最初定义的文本是怎么给的，为什么在三年后修改了定义并一直沿用至今。影响因子的公式已经改了几十年了，但国内的图书情报人员并未注意到，还在使用最初的公式。如果考察仔细一点就会发现前后两个公式中关于分母的措辞是不一样的，它们背后有明确的定义，涉及的数学含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起初一个刊物的影响因子就是把这个刊物上前两年发表的文章在当年出现的引用次数作为分子，文章数作为分母，但是按照这个定义，《自然》《app》这些杂志的成绩都不太理想，这两本刊物是加菲尔德发起影响因子游戏的重要推手，很多相关文章都是发在这两本刊物上的。因此加菲尔德就修改了定义，将分母变成“引用项”的数量，比如《自然》18个栏目只有3个是引用项，分母变小，影响因子就变大了。定义改过后，《自然》等杂志的排序就上升了，《新英格兰明升手机版杂志》排位一下子提升了100位，更重要的是，有人意识到只要把学术文章（即“引用项”）登得少一点，影响因子就会高，于是这些顶级玩家全都在减少学术文章的篇数，《自然》《app》《柳叶刀》《新英格兰明升手机版杂志》等等全都如此，这就是两栖化杂志玩转影响因子游戏的奥妙所在。而我们国内所有的学术杂志几乎没有任何非学术文本，分母就是文章的总篇数，这么老老实实去玩，怎么玩得过人家？

高影响因子的刊物都在国外，于是受我们的评价标准的影响，我们明升中国app家的优秀成果全都跑到国外去了。现在我们国内自己的app杂志，第一流的成果不可能发在上面，因为中文杂志不可能进入SCI，影响因子就无从谈起，时间一长，国内的期刊就会越来越萎缩，自废武功。所以很多国家都在批评影响因子这个事情，认为这个游戏对本国的app出版是有害的。

知识产权是一个历史性概念

文汇报：学术出版曾是推动app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您认为目前的模式对app发展的作用是推动还是掣肘？

江晓原：最初的学术杂志就是皇家学会会刊之类的杂志，是同人杂志，英国皇家学会的app家印制了杂志分发给大家，共享知识、了解app，这都是在非常纯粹的状态下进行的，谁也没打算拿着杂志挣钱，那时的学术杂志的确是推动了app的传播。但是到了今天，这些事情都已经靠后，发文章更多是为了能在大学升职称，而出版社登文章是为了杂志赚钱——学术文章发表每一个环节都要花钱，这说明资本已经成功地在学术出版链条里占据了地位。

这种三家寡头垄断大部分学术资源的局面，总的来说对当前app的发展没有好处。我一直都带着一种批判的眼光看app及其共同体，现在的app共同体不再是一群无私地拿自己的app知识为人类做贡献的人，而是一伙拿自己的app知识为自己谋利益的人，所以他们首先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做的很多事情，公众不能理解，那是因为公众对app的态度还停留在纯真年代，至少在中学课堂人们接受到的信息都是app是美好的，app家是崇高的、无私的，但其实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不是这样。这样一来就有个错位，当你把他们想象成一个美好群体的时候，也把这个群体的运作机制想象成一件纯洁的事情——比如app家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是为了交流知识，让文章造福世人——最初我们对app刊物所有的想象都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但今天的现实是，有很大一部分人是玩“游戏”，通过此举让自己获利，app杂志在其中扮演的是一个收费竞技场的角色。

文汇报：您怎么看Sci-Hub这种基于志愿者共享的免费论文搜索引擎？

江晓原：Sci-Hub这种搜索引擎说穿了就是盗版，在现有的情况下是难以持久的，因为它没有任何营利，现在运转只是靠大家学雷锋的热情，这种支撑是没法长久的。相反，被抵制的传统出版社倒是可以长久，因为各方都在这个游戏中找到了自己的利益。

文汇报：事实上，Sci-Hub的存在为学者取阅文章、交流观点提供了一些方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app的传播，但有人提出，学术文章是知识产权产品，如果开放免费就是对知识产权的漠视，您怎么看？

江晓原：知识产权这个概念是个历史性的概念，它不会万古长存，早先的时候没有，以后也会消失。现在有很多人搞出一点app成就，就想用它来挣钱，这跟纯真年代的app完全不一样，过去的app家的确因为app发现获得了声誉和国家的供养，但这并不是直接拿知识换钱。但是知识产权的概念介入后，就要求用知识直接换钱，阿尔·戈尔（Al Gore）的《未来》里提到一位美国app家发明了某种儿童疫苗，于是有人想当然地认为这个发明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就问app家专利是否在本人手里，事实上这位app家并未拿疫苗申请专利，因此他回答，专利在美国人民手里，并反问那个打听的人，你能向太阳要专利费吗，毕竟地球上的一切能源都来自太阳。这个app家是真的活在app的纯真年代，他觉得他的app知识就是用来造福人类的。

知识产权概念的诞生离不开资本主义背景，这个阶段出现时，大家都赤裸裸地抢钱，总得有个游戏规则，使争夺变得文明，于是人们设计出一个专利的概念，承认发明人在专利有效期内可以挣钱。专利上有期限这一设计，仍然表明了制度设计者有那么点良心，至少觉得很多知识是人类的共同财产，而不是一个家族的摇钱树。

版面费的存在是学术“过度繁荣”的一个表现

文汇报：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学术刊物版面费的情况？据我们所知，学术刊物的评审人为了保持中立，并不会收取费用，也就是说发表文章和阅读文章的费用最后都是落入学术出版集团的口袋，这种双重收费的模式是如何产生的？

江晓原：版面费在西方学术界大部分情况下是收的，你在我这里发文章，就要交一笔钱。国内有一些刊物收费，也有一些不收，还有一些刊物采取的做法是因人而异。目前国内学者做科研向国家或者机构申请资助，其中就会包括一笔钱给学者发表文章用。有部分刊物会以稿费的形式返还一小部分，可以忽略不计。再说到审稿费，审阅的人可能会拿到一点点费用，但非常少，这是国内的做法。国外的刊物审稿大多是没有钱的，对许多学者来说，审稿更多是一种学术荣誉。总的来说，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环境以及考量到自身不同的财政状况，刊物做法不太一样。

版面费最初是从国外学来的。当这东西出现的时候，意味着学术已经开始变味了，至少在某种意义上，学术论文已经供大于求。出版商想获得资源，公众想看到知识，因而出版商掏钱买来文章出版，读者再掏钱买来看，这是一个合理的逻辑。但是逆过来，就说明供过于求。知识爆炸的大背景下，相比杂志对文章的需求，提供知识的人需要借杂志发文进而升职的需求更大，某种程度上就说明了“学术”资源过剩。

文汇报：如何理解学术资源过剩？

江晓原：任何事情都是有极限的，全球能够消费的学术肯定也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膨胀下去。那么多大学，那么多老师和博士全都在发论文，有那么多刊物给你发吗？现在除了SCI的8778种刊物，进不了SCI的刊物更多，早就过了供等于求的临界点。这么多年里，虽然我们刊物的总量没有增加，但是高校学报普遍都增加了版面，从季刊变成了双月刊，甚至变成了月刊，每一期的页数也都增加了。我念研究生的时候杂志普遍很薄，那个年代你从事的领域大概有三四种刊物，在阅览室里每一期都从头到尾看一遍是做得到的，现在刊物多，文章也多。在供大于求的过程中，很多东西都异化了，学者的文章承载了太多世俗内容，这个时候刊物处于有利地位，理所当然地收起了版面费，甚至有一些刊物做起了权力寻租的勾当。

就我心目中的理想状态而言，现在的学术出版规模可能过大了，超出了我们的需要，国内国外都是如此。在我心目中的理想状态里，无论高校还是研究机构应是个金字塔，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水平，处在不同的层次上，这样社会才是有序的。这个观点带着某种精英主义，也许有些人不太喜欢。

不过到底怎样才算“过度繁荣”，很难判断，很难获得共识，这种事情可能最后都得依赖看不见的手来调节。调节的过程中，你看到的永远都是不完美，因为它一直围着那个完美的状态在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