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据报道，明升中国政府宣布，将在河北省设立一个新的经济特区，以提升北京和天津及它们周边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程度。有外媒认为，由于和浦东、深圳相比，雄安新区少了水运和充足的淡水供应，几乎不可能大规模发展工业，也很难想象金融企业向新区转移，教育、科研、非金融类商业机构最可能搬出北京，估计顶尖大学将作为样板首批迁入雄安新区。

和外媒一样，国内舆论也在关注哪些首都功能将转移到雄安新区，高校的搬迁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选项。因为之前部分北京高校已经在酝酿搬迁，而河北的高等教育资源也严重匮乏——仅有一所“211工程”院校河北工业大学，办学地还在天津。但无论是将北京高校整体搬迁进新区，还是引进高校在新区办分校，都需要尊重办学与教育规律，不能只着眼解决教育资源问题，更需要探索高等教育的优化布局与办学改革。

已有部分热心网友在讨论，北大和清华会不会搬迁？从示范效应角度，北大或清华搬到雄安新区不是没有可能，但同样，搬迁办学需要立足大学发展，从长计宜。在笔者看来，需要注意处理好三方面关系。

其一，国家战略与学校自主的关系。将北京的部分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功能转移到雄安新区，会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而如何推进战略，则需要处理好政府计划与学校自主的关系。具体到学校搬迁，这适合由大学根据国家战略（优惠政策、教育规划）自主决定，在校内广泛听取师生意见，作出是否搬迁、怎样搬迁、搬迁后如何办学等系统决策。不能就由行政部署，要求学校必须搬迁。从本世纪初期各地建设大学城、部分高校新建校区、搬迁的实际情况看，行政主导的搬迁都会产生一定的后遗症，教师和学生对搬迁怨声载道。这是需要在转移教育功能、搬迁高校时充分考虑的问题。

其二，学校搬迁与整体教育改革的关系。不要把高校集中办在大城市，而要分散到二、三线城市，甚至县上，这既是治大城市病，又是推进教育公平的理想局面。在美国，有的一流大学（文理学院）就办在小镇上。过去十多年中，我国一些新建的本科院校就建在地级市，这本是很好的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的趋势。但近年来，建在地级市的高校却准备走向大城市。

为何会出现这一情况？原来，在地级市办学的高校在办学过程中感到诸多不便，除了由于区域问题而存在一定的招聘教师难、招生难之外，更重要的是，由于高校办学主要靠财政拨款，而获得资源都要“跑部钱进”，学校领导必须经常跑省会、进京，开会、汇报。与之相比，美国办在小镇上的大学也能办出一流，是因为其办学资源来源多元，有完备的募集办学资金的体系，学校并不依靠政府拨款办学，即使是获得政府资助，这也公开透明，不需要学校去“跑部”的。

因此，将大学从大城市搬迁到其他地区，需要改革整体教育管理体制。一方面，要鼓励大学开拓办学资源渠道，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办学，降低对政府财政的依赖程度；另一方面，需要改革由政府主导教育拨款的方式，建立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教育预算，并监督政府实施。这既可保障财政性教育投入，又避免政府部门用拨款干预学校办学。

其三，经济特区与教育特区的关系。在推进教育改革时，一直有借鉴经济特区，建设教育特区的呼声，包括在深圳也有建立教育特区的提议。这次雄安新区规划刚一公布，教育特区的概念便又出现了。但建教育特区和建经济特区是不一样的思路，经济特区更多是获得政策优惠支持，而教育特区则是放权给教育、学校，激发学校的办学活力。

其实对于教育改革而言，并不需要所谓特区的概念，关键在于要有实际的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的行动，即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学校依法自主办学，推进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分离，建立新型的政府管理学校模式和学校现代大学制度。我国深圳特区，当年也曾引进全国名校办研究生院，但一直未建成高等教育的“高地”，近年来，深圳开办了南方科大，引进香港中文大学办深圳校区，南科大曾因“去官化、去行政化”“自主招生、自主办学”的改革受到全国舆论关注，但目前这些改革，都和当初的设想大打折扣。

对于我国大学来说，不管办在哪里，现代大学制度都是办出高水平和特色的基础。西南联大当年办学条件极为艰苦，却能办出世界一流水平，就是因其办学实行现代大学制度。如果能切实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再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我国大学会在各地生根发芽。对于雄安新区的教育发展来说，要有全新改革思路，实现教育的优化布局与学校的现代办学。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