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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实习生 赵鹏飞 记者 陈彬

日前，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和英国开放大学签约，正式决定创办北大汇丰商学院牛津校区以及北大牛津中心。这一消息引发了各界对高校海外办学的又一次关注。

应该说，在海外办学的道路上，北京大学远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学校。目前，在国内高校中，有苏州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等5所以上的大学在海外建立了分校、校区或联合创办大学。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国内高校“走出去”办学是否一帆风顺？当下又是否已经到了大部分国内高校可以海外办学的阶段了呢？

一种必然的趋势

从历史上看，国内高校在与国际高等教育“接轨”的进程中，最早“走出去”的是师资，即国内高校教师到国外任教，这算不上是“走出去”办学，但不得不承认，这种师资向海外的流动为“走出去”办学做了一定的铺垫。

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孔子学院”的设立。

2004年，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正式设立，截至2016年末，全球已经有140个国家（地区）建立了512所孔子学院和1073个孔子课堂。

作为国家层面的行为，通常孔子学院都会跟国内的某个高校有合作关系，师资由国内高校外派的教师和志愿者组成。因此，孔子学院可以说是国内高校“走出去”办学的一种尝试。

2008年开始，从通过明升中国政府和外国政府批准，到海外注册、成立学校，苏州大学创办的老挝苏州大学开创了国内高校“走出去”办学的先河。此后，其他高校也逐渐迈开了海外办学的步伐。

汪解先是老挝苏州大学原常务副校长。作为亲历者，在接受《明升中国app报》记者采访时，他觉得高校海外办学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种教育资源的流动。

“教育资源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由教育水准较高的地方向较低的地方流动，这是必然趋势。”汪解先说。

在他看来，从国际上看，教育的合作交流是一种服务贸易，也可理解为教育的供给侧改革，这和国家层面的战略有很大关系。

“国家推行的‘一带一路’战略促进了教育的主动走出去，随着明升中国教育水准的提高，我感觉高校海外办学的情况会越来越多。”他说，“我的基本理解是，这是教育供给侧改革形成的一种现象，不是某个学校异想天开的事情。”

对此，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也表示：“海外办学说明明升中国高校正在谋求在国外发展，这反映了明升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成果和实力，说明明升中国高校的办学水平和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为其他国家所承认。”

除了自身教育水平的发展之外，高校的海外办学还承担着文化传播的作用，明升中国高校也不例外，甚至这种作用要更加明显一些。

比如，对苏州大学来说，海外办学就有推进学校教育国际化和为明升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支撑两个目的。事实也证明，老挝苏州大学的创办提升了学校在老挝的知名度，推广了明升中国文化。

“第一，学校搞合作办学来引进国外优秀教育资源，但只引进构不成国际化，我们也开始走出去办学；第二，在老挝的中资企业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懂中文和明升中国文化、又具备一定专业技术的本地人才，老挝苏州大学的创办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这种困境。”汪解先说道。

一个最大的问题

所谓“万事开头难”，在我国高校海外办学还处于起步阶段的当下，这些“先行军”们所遇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资金是我们在办学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困难。”回忆起到老挝办学遇到的现实困难，汪解先说。

据他回忆，最开始的时候，苏州工业园区在位于老挝万象的新城开发区规划了大学，并邀请苏州大学参与建设。然而此后，工业园区的撤回让老挝苏州大学失去了经济依托，一路筹集资金非常辛苦。

“资金的欠缺导致了学校在发展上的缓慢。”汪解先说，自2012年首次招生以来，老挝苏州大学一直在租来的三层教学楼里上课、办公和生活。计划中的新教学楼虽然已经开始修建，但由于资金问题尚未完工。目前，规划的350亩土地仅建造了6000平方米。

资金的问题远不是老挝苏州大学一家所独有。比如在一篇文章中，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熊建辉就曾表示，在海外办学的过程中，高校其实是承担着高财务风险的。

“我国现行财政政策明文规定不允许公办高校对境外办学进行投资。因此，要保障境外办学的经费，高校所面临的压力不小。”在文章中他表示，目前高校海外办学经费均需依靠募集社会资金来提供，如果无法在办学经费上得到保障，那么就很可能面临巨大的损失，甚至是被迫终止境外办学项目。

在这方面，国外的一些高校是存在类似教训的。例如新南威尔士大学在新加坡的分校仅仅维持了两个月，就造成了3800万美元的损失；密歇根州立大学迪拜分校已经损失了数百万美元。

对此，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主任林金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希望高校行动前一定要进行充分论证和准备，弄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出去办机构不是件容易事，跨出去了，再收回步子就更难了。因此，一定要考虑可持续性。”他说。

一道难迈的门槛

林金辉所在的厦门大学也是海外办学的“先行军”之一，2016年，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宣告成立。而作为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最初的论证和考察者之一，别敦荣对高校外出办学面临的现实困难也有着深刻的思考。

在他看来，除资金问题外，与合作方的关系、对国外法律和文化的熟悉程度以及对国外教育市场的把控能力等都是问题，同时也都涉及到明升中国的相关政策、法律问题。

“学校出国办学由谁批准？批准后出现问题的责任由谁承担？”别敦荣说，以厦门大学为例，该校在国外办学需要颁发厦大文凭，而这是需要教育主管部门批准的。“这些外国学生没有来明升中国上学，也没有经过明升中国政府的考试，政府会承认他的学历、学籍吗？”他问道。

此外，课程设置和国外校区的管理问题是绕不过的“坎”。在别敦荣看来，高校要做好准备和研究，做好资源和人才储备，要研究国际化办学、国际规范，采用国际共通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要有国际化人才去经营。

“比如，英国的大学、澳大利亚的大学到马来西亚办学，学生学习的专业、课程、要求与在英国、澳大利亚完全一样，它们甚至宣称分校办学与本部办学是等值的。明升中国大学海外办学就做不到这一点。”他说，这是因为明升中国许多课程首先并不具有国际共通性。比如，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在国外就无法开设。其次，海外校区的管理需要熟悉国际关系、法律、语言的国际化管理人才和教师，但这些人才在我国大学是紧缺的。

在采访中，熊建辉也表示，从老挝苏大和厦大马来西亚分校的办学定位来看，传播中华文化是重要原因之一。但他们开设的中医、中文等具有明升中国传统特色的专业似乎与孔子学院的定位出现了“重合”。

对此，熊建辉建议，境外办学的高校需要在“汉语教学”比重的调整上下功夫，将汉语教学作为一个学习的基本课程，而不是一门专业来设置。“或者直接将汉语教学任务交由孔子学院完成，在具备基本的汉语能力后再衔接到分校的学习中来”。

一份必要的扶植

2016年7月，教育部印发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该文件称，教育交流为沿线各国民心相通架设桥梁，人才培养为沿线各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提供支撑，并明确表示，支持高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合作办学。

那么，这是否代表我国已经进入高校可以大规模开展海外办学的阶段呢？在采访中，别敦荣和汪解先都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现在只有少部分高校有能力尝试去做这件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还不具备大规模向国外开拓的实力，有些高校的海外办学已经遇到了一些问题。”别敦荣说道。

事实上，也的确有部分高校在海外办学的过程中遭遇到了产权纠纷、办学质量不被看好、合作关系不稳定、对国外相关法律不熟悉等一系列问题。

“高校海外办学要有条件、办学实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做基础。”别敦荣说，“要注意的是，海外办学应量力而行，由小到大。万一出现问题，可能使国内办学陷入不利。若出现财政、法律等问题，就会影响大学的声誉和财政。”

除此之外，现阶段高校海外办学还需要政府大力扶植。

“‘走出去’办学是高校的事，也是国家的事。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对这项工作要有开放支持的态度，还要有实际的支持措施。‘一带一路’若无高等教育的参与，其持久性难以保证。所以，‘一带一路’延伸到哪里，大学就应该办到哪里，这样才能形成和开拓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氛围、人才条件。”别敦荣说道。

在对政府支持的需要上，汪解先和别敦荣的看法是一致的。

他表示，政府应根据“一带一路”战略来布点。在适合的地方，要国家布点、投资，学校办学，避免高校“负重前行”。政府“搭把手”，才能让高校在海外办学的竞争中占据优势。

对此，熊建辉也认为，我国高校开展境外办学的时间短、经验少，急需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和统一规划。首先，要统一协调外交、商务、文化、教育等部门力量，形成支持和推动境外办学的合力。其次，要统筹考虑市场服务和对外援助不同发展路径，调动社会积极性，鼓励多渠道开展境外办学。然后，要通盘考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境外办学，考量服务外国学生和境外华人华侨子女的受教育需求，加强对人才培养和目标市场的深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