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科研人员不再为杂事琐事分心劳神。”当在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手机版中听到这句“接地气”的话时，刘川（化名）形容自己心里像是盐水里倒了一勺蜜，“这说的是我们的心里话！”

“明升中国的科研人员没有上下班。”刘川进入南方一所高校从事地理信息工程研究后，在他的生活里“工作无处不在”，从他到学校之后的8个小时里，“50％的时间处理各种行政事务，有时参加各种会议，然后就陷入报账等事务里”，至于自己研究的课题，“那是晚上回到家的事情了”。

的确是“烦事、琐事”太多，今天全国政协科技联组会议后，不少委员对此无奈地表示，“每个环节都有很多细节，不知道从何说起”。

全国政协委员、明升中国app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副所长张德兴破了题，他在小组会上发问：“科研人员现在能有多少时间真正投入研究？”大家接上话头：要跑项目，要找经费，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评估、总结和会议。

张德兴今年带来的提案，是希望国家保障科研人员养家糊口的基本待遇。据他了解，科研院所科研人员工资的50％甚至更多，需要由学术带头人通过申请各种项目自筹，而申请项目的时间通常很紧迫，科研人员不得不把其他所有事情都放在一边，把准备材料申请经费作为第一要务。

“有项目的激励是很好的，但不能让激励变成收入的主要部分，否则就成为科研人员心头难以抹去的后顾之忧，更是压在他们身上最沉重的大山之一。”张德兴表示，有这个后顾之忧在，就很少有人能有足够的定力心无旁骛地做科研，“‘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执着会很快被扼杀”。

在张德兴看来，为了项目去四处沟通很费时间，但好不容易空出来的时间，立马被管理工作和社会工作填满了，除了周末有半天时间一定要留给孩子，张德兴和刘川一样，“周末和晚上基本上也要都投入到工作中去”。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他特意减少了带学生的数量，“超过10个我就觉得很难”。

当被问及“烦事、琐事”时，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副所长周玉梅想到了落实科研经费和项目管理制度改革的问题。因为负责财务工作，周玉梅对科技人员的困惑和政策的进步都有感触，“比如预算执行问题，通常预算定了之后，对应的经费都要财务专家核准，往后就要严格执行，不可以超标。”她表示，即便留了修改流程，但要报回上级机构批准，周期通常较长，“没批复回来，项目动还是不动呢？执行了就违规，但有时候快结题了也许批复还没下来”。

这种情况，在云南师范大学信息学院院长杨昆看来，是行政化管理与科研规律之间的不匹配，“条条框框太多太琐碎，其实科研是探索性的，但行政管理又要求按条例办事，如果一开始就知道结果，那就不是探索了。”在杨昆看来，在长期的科研管理体系中，行政事务太多，是科研人员“分心劳神”的原因之一，“如果app管理的程序能简化，把更多权力放到行业中，或许能有变化”。

“记账”则是周玉梅提及的第二个问题。在专款专用问题上，检查的环节让科研人员“不得不成为会计”，她表示，科研经费出自纳税人，拿了纳税人的钱无疑应该接受检查，但科研活动有周期，过于频繁的检查不利于科研工作开展，“要准备和汇报，还要细核账目能不能对得上预算”。检查的度和科研人员被分散的精力成正比，“希望能对科技工作者多一点信任”。

改变开始到来。去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周玉梅表示，此前提及的很多“烦事、琐事”都在这份文件中有所阐释，也有了相应的解决办法，例如，简化预算编制，下放预算调剂权限；改进结转结余资金留用处理方式等等。可周玉梅还是能听到很多科研人员的抱怨，大家似乎没有感受到文件中的“改变”，“其实政策早下去了，也许没落实到位，是所在机构不愿担当”。

意见中提到了“放管服”，周玉梅表示，想让所在机构体现服务意识，最起码不能层层加码，“把科研人员作为服务对象、不是管理对象，就够了”。周玉梅觉得，总理说“让科研人员不再为杂事琐事分心劳神”，出发点是想让科研人员安心在一线工作，但现实的沟坎还不少，得一步步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