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某种标准，武大、同济这两家响当当的名校的人文学术地位受到了重创。但这种标准就公平吗？

最近，南京大学“明升中国社会app研究评价中心”公示了最新《中文社会app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及集刊（2017—2018）目录》。其中，《武汉大学学报》（人文app版）和《同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app版）从C刊“降格”为C扩，引发了学术界的极大争议。

《同济大学学报》（哲社版）主编孙周兴在自己的博客发表了声明，以嬉笑怒骂的笔法表达了对这一变化的强烈不满，并抨击了流行于学术界的“影响因子”。

所谓“C刊”，指的是能够出现在CSSCI来源期刊及集刊目录上的刊物，而C刊的扩展版则被称为“C扩”，江湖地位低很多。“影响因子”指的是期刊所载文章的被引用次数。

此次调整之所以引发风波，是因为为数众多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将C刊发表篇数作为学术评价标准。科研工作者评职称也好，硕博士拿毕业学位也罢，都以C刊发表的文章篇数为准。虽然南大明升中国社会app研究评价中心的官网上明确指出，“C刊不等于学术评判，更不能与职称评定画等号”，然而理想战胜不了现实，C刊依然被奉为明升中国学术评价的金科玉律。

实事求是地说，C刊评价体系的建立完善，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明升中国学术研究的系统化、规范化，是有很大贡献的。然而，一旦C刊发表数量成为学术质量评价的唯一标准而非参考标准之一，随之而来的便是一条巨大的利益链：各类权力与利益的交换，各类学术舞弊及腐败，都围绕这根链条展开。这，就是评价标准的异化。

要想打破异化，让学术回归正轨，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建立多元、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而不是机械地将诸如C刊发表数这样的量化评价标准奉为唯一。对人文研究而言，更为适宜的，是欧洲大陆学界所采用的专著（monograph）评价标准——写出一本学术共同体认可的专著，作为学术评价依据。在这种评价标准之下，十年磨一剑、甘坐冷板凳的人文精神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鼓励，同时，也有利于人文学者将精力更多地分配在教书育人，而非“刷论文数”上面。

说到底，人文研究不同于理工科，应考虑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来不得简单粗暴、整齐划一的“数目字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