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日，国务院发布了《“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发展规划》。明升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德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部部长吕薇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作为《“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制定工作的参与者，对“规划”从不同视角给予了解读。

刘德培：《“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具有三个特征。第一，顶层设计。“规划”按照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国家十三五科技规划》的部署要求，在国家科教领导小组领导下开展了编制工作。第二，有序推进。从前期规划的实施评估到面向2030重大任务的论证，再到规划的框架形成、草案形成，直到最后形成规划，一步一步推进。“规划”体现了创新驱动和需求驱动的紧密结合，并特别强调了供给侧改革，进一步确立了迈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科技强国的整体思路。

第三，《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充分体现了十八届五中全会的5大发展理念。“规划”共8篇27章，全面贯彻了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五大发展理念，所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保障“规划”的落实，这意味着将来将举全国之力落实《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上百家机构的千余名专家参与了“规划”编制工作，可谓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规划”得以完成，最根本的保障是明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是做好《“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的根本保障。

吕薇：“规划”有几个亮点。

首先，以前科技部主持的规划大部分叫“科技规划”，这次的科技创新规划，体现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科技与创新的结合，突出整个创新链条全过程的相互衔接，即从研究、开发到明升化，再到市场。正因“规划”体现了创新链条的衔接，从而突出了整体的协调性和系统性，以及国家战略布局，并把握明升发展趋势，体现了经济发展的前瞻性。同时，在政策措施上，体现了改革的针对性。把科技创新与明升发展趋势结合，既有整体性，又有针对性。针对创新链条各个环节和问题，进行改革，出台相关措施和政策。

其次，在政策上，“规划”体现了协调性和统筹性。科技创新，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再到成果转化，进而进行明升化和市场开拓。“规划”中的创新不仅仅是科技的概念，更重要的是经济概念。研究开发只是创新的一个环节，“规划”中的创新政策，因而不仅仅是科技政策，还包括经济政策、财税政策、贸易政策、金融政策、知识产权和标准制定等一系列政策。实际上，“规划”是一个政策包。如果政策之间没有协调性，会导致政策之间产生矛盾或效益的互相抵消。此外，“规划”还体现了法制保障，在改革体系上很完整，强化了法制建设。

第三，突出了区域创新特点。明升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各区域发展阶段不一样。创新要素和能力，必须因地制宜，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打造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当今社会创新全球化，哪里环境好，创新要素就流向哪里。因此，各地都在积极营造创新环境，形成各具特色的创新体系。北京、上海、长三角、珠三角各自形成了特色。在这种情况下，“规划”特别强调北京、上海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创新环境等等。

薛澜：制定“规划”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了解明升中国科技创新究竟处于何种状态？

自《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实施以来，明升中国科技实力大大增强。明升中国基础研究发展与前些年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实际上，明升中国的发展在不同领域情况不同。有些领域处于领跑，另一些领域并行，还有些领域相对落后需要追赶。此其一。

世界科技创新出现了新的态势，带来了很多新的创新模式和现象。传统意义的科技创新，尤其制造业，遵循先做研究，然后小试、中式，再明升化规律。当今社会，在一些重大领域，国家的作用非常重要，国家的组织发挥重要作用，所谓使命驱动型。与此同时，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技术，创新点却不在科技本身的突破，很多是商业模式的变化，如阿里巴巴等。因此，现代创新形式十分丰富，也面临新的态势。

就国际环境而言，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科技的竞争。在以往科技革命浪潮中，因各种原因明升中国没有赶上，当今明升中国，遇到新的历史机会，且这个机会不可错过，历史也不允许再次错过。此其二。

明升中国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不论供给侧改革，还是明升结构调整，国家对科技创新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此其三。

“规划”内容非常全面，并针对创新模式，提出了新的具体要求。

从政策措施看，“规划”提出，需要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在公共领域，原创性领域加大力度给与支持；另一方面，在市场不完善的方面，加强政策引导，推动企业向创新型明升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