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教育部下发的文件，往往关乎正在“起跑线”上的学生的命运，一向容易引起议论。但根据以往的经验，议论总是外热内冷，即外面议论的人多，校内却仿佛寂静如水，结果就是，议论归议论，完善与否，执行如何，就没有太多消息了。这次下发的“要求教授、副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的文件也不例外。

这十几年来，教育部对于教授承担本app生的教学工作的要求，可谓三令五申。但问题在于，虽然文件下发多次但落实不了，却还是要下发同样的文件，这中间究竟是行政艺术，还是别有诉求，似乎相当微妙。

记得以前“蹭听”（因为笔者级别不够，不在受邀之列）过一位“985工程”重点大学前校长作手机版，其中谈到牛津、剑桥的导师制以及诸如美国耶鲁大学以本科教育为荣时，激动万分，如获至宝。然而若干年过去了，连“985工程”的大学也没有普及导师制，至于以本科教育为荣，恐怕能说得出的只有一个指标：就是有多少名学生考取了国外著名大学的研究生。

如果以此为指标衡量的话，山东的所谓“四大考研基地”的本科教育，以及实行全英文教学的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校应该最有成效。

总是听到国内大学的领导在校长论坛，以及开学或毕业典礼上，像国外的大学校长一样，提到类似“本科教育是一所大学的灵魂”的名言，但不知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了这句话的确切含义。或者说，有多少人真正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落实这句话。

本科教育最重要的自然是课堂教学，但“教学”这个概念在国内大学中已经被泛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当然，在信息化时代，课堂的外延在变化，网络视频、网络课程及慕课的出现正在消解着课堂的权威和形式，但这只是客观原因。

从主观上看，各级各类的政策也在解构课堂教学的权威地位的同时，重新定义“教学”的概念。以众多的有关教学的评奖为例。按照评奖标准，什么都可以是“教学”的一部分，教学成了不拘形式、随处可见的存在，哪怕是把学生当成“廉价劳动力”，也是在进行“艰苦奋斗、创新创业的教学（育）”。

教学既然可以随时随地进行，那么课堂的秩序就必然被虚拟化。合法的缺席是最不受到道德谴责的，这部分学生的理由往往非常之充分，既有诸如“创业项目路演”，又有所谓“团委开会”或者“学校（院）有活动”，而且可以轻易地提供相关行政人员、相关行政部门签名、盖章的请假条。一切仿佛都合法，却是在合法的名义下纵容和放大人性本身喜好特权的弱点。

基本秩序和规则的破坏往往是个人性的，隐蔽和悄然的，滴漏、管涌式的，但影响却可能是集体性的，深远、引人瞩目的，也是决堤、溃坝式的。

这也就牵涉到本科教学的根本功能了。相对而言，大学教育只有本科阶段是非功利的，或者说大学的本科教育是最没有功利性的教育。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后，它又变成普及性的基础教育，功利性应该进一步减少。因此，无论从国外经验，还是从国内需要看，最没有功利性的通识教育或博雅教育应该是一个基本方向。而以非功利的态度实施通识教育或博雅教育，进行具体的课程选择、课程设计，则是基本的行为准则。至于对本科教育的评判、评估，也只能是长线性的，即不可能像现在这样，通过短期效应、通过人为的行政化的“数目字”来决定优劣。

最后，让笔者来尝试着解读一下“本科教育是一所大学的灵魂”这句话的含义。“灵魂”一词颇为玄虚，玄虚的“灵魂”就决定了它不可能使用度量衡来称斤两、量长度和测容积。正因为不能称量，不可量化，就不可能以功利的态度待之。但“灵魂”既然是中心，是思想的内核，总是指导行动，决定行为方式的。它的含义其实体现在它的重要性上。

本科教育的重要性，往小里说，决定了这所大学的基本价值、基本道德，以及基本的秩序和规则，还有她所体现出的文化素养；往大里说，则决定着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基本价值、基本道德，她的基本社会秩序、规则以及整体的文化高度，用句时髦的话说，它是明升中国社会“中产阶级”形成的道德和价值基础。当然，确立基本价值、基本道德观也是大学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是大学得以在今天这个日趋功利的社会存在的最重要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