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人工水草一项，就可以给公司带来超过3个亿的收入。”武汉中科水生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水生）董事长刘剑彤告诉《明升中国app报》记者，“人工水草项目，原来都是小打小闹，现在却在水质改善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从小打小闹到收入上亿，在近日中科院组织的记者行活动中，记者了解到，让该公司与其他依托于中科院研究所孵化和支撑的科技公司经历凤凰涅槃的，便是湖北明升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以下简称育成中心）。

酒好也怕巷子深

今年5月底召开的“科技三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绝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研究，而是必须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

然而，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面临的重重困难，往往让科研成果成了深巷中的美酒，无法及时被企业认识并使用。

育成中心常务副主任王勇告诉《明升中国app报》记者，在服务成果转移转化过程中，他们深刻认识到了科研成果与企业需求之间信息的不对等。

“在研究所成果转移转化过程中，有两个空白区域：app家不知道自己成果的市场认可度，距离真正市场应用有哪些问题，”王勇说，“也不知道如何推销自己的技术。”

育成中心弥补上述空白的功能让刘剑彤尝到了甜头。他告诉记者，公司曾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很多公司不知道有这么好的技术,研究所的技术与真正的市场需求也还存在一定差距”。育成中心通过省院合作专项的支持和引导，帮助研究所对技术改造升级，还通过育成中心网络服务平台，帮助企业对产品进行推广实施。“我们自己的营销远没有中心平台推广效果好。”刘剑彤说。

做有需求的技术

育成中心以湖北发展的需求为导向而建立，但它所服务的研究院所却是面向全国。然而，如何吸引省外科研力量为湖北发展所用？育成中心做了有益的探索。

2001年，合肥等离子体研究所的姚建铭研究员花生四烯酸的研究成果被武汉一家企业看重。当时，这一婴幼儿食品添加剂在国内没有供应商，明升化进程步履维艰。

如今，该项目成果转化的市场额每年已达数亿元。虽然取得成功，但成果工程化放大和培育市场的痛苦，让姚建铭记忆深刻。

2010年底，当育成中心向姚建铭抛出橄榄枝时，他义不容辞地带着团队来到了武汉，与嘉必优生物工程（武汉）有限公司共同建立了生物技术工程化平台，利用自己的经验、育成中心的资源、企业的支持，做起了科研与明升化之间的“工程化”环节。

姚建铭告诉记者，研究院所的实验室成果，大部分缺乏工程化，因为科研人员很难筹集工程化所需资金。在育成中心的帮助下，该工程化平台创新体制机制，由企业、研究所、科研团队成员共同出资，建立起“经营市场化、管理企业化、服务专业化”的成果转化的新模式。

市场化运作需要生物技术工程化中心有“自谋生路”的能力，姚建铭的团队走访了大量的企业，了解企业的技术需求，并开始为企业需求定制技术服务，让研究人员的研究工作有的放矢，“从源头做技术时，就要做有需求的技术。“

成果转移转化的管道三通

引入中科院50家研究所、100个科研团队服务湖北创新创业，促成院企合作项目超300项，育成企业38家，服务企业1660家，为企业新增销售收入超过270亿元，新增利税超过40亿元——5年间，育成中心的成果转移转化的成绩有目共睹。

这份漂亮的成绩单，在王勇眼中，是育成中心“事业化平台+市场化平台的双平台服务体系”价值的体现。

事业化平台为基础，无论是在整合政府、科研院所等资源，还是在与市场对接过程中，都更易于建立信任，为院企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多年的探索中，王勇最看重的，是在解决单位、个人间信任问题时，育成中心所天然具备的“粘合剂”作用。“企业的核心需求，不信任你是不会告诉你的。”姚建铭告诉记者，通过育成中心的牵线搭桥，与公司间的信任问题竟迎刃而解。

王勇坦言，育成中心“是根据我们的资源、所面临的发展需求、所处发展阶段形成的”适合当地的成果转移转化模式。换言之，成果转移转化的实践中，难觅放诸四海皆准的“定律”，而需要因地、因时、因事制宜的创新与探索。

王勇告诉记者，未来育成中心会继续向着为成果转移转化的“全过程全要素服务”，真正融合科研、明升与金融的目标迈进，真正成为促进app家、政府与企业信息的对等、信心的增强、信用的提升的“管道”和“三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