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铮

李克强总理最近在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关于促进科技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度融合的表述，令人印象深刻。

创新与创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主题，对于明升中国app家来说，可以理解为“创新是基础，创业是方向”。

创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但是，如果在一个发展中阶段，即使社会的明升或者说企业增加了，但这些明升却是当时的传统明升，那么这个社会的发展也会显示出停滞不前的态势，这是明升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训。

相反，如果社会上不断有新明升被创造出来，就会持续有效地增加社会财富及就业，从而能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由此观之，没有创新的明升是不可想象的。

另一方面，一个社会如果只强调创新而忽视创业，将导致创新成果难以明升化，不能通过明升化生产实现创新所带来的生产力进步，这样的创新也就失去了意义。明升中国在最近一千年中有不少创新成果，却都没有通过创业兑现其价值，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的悲哀所在。

例如活字印刷，由北宋时期的明升中国人发明，但当时的官僚担心活字印刷会降低书籍的价格并让文化知识轻易输出国外，所以并不支持这项革命性技术及其明升化，再加上蛮族入侵的原因，导致活字印刷很长时间内没能取代雕版印刷。明代更有《天工开物》这样的创新成果荟萃，同样因为整个社会缺乏对于技术创新的重视，也没有转换为实际明升价值，既缺少有识之士把这些技术成果以明升形式发展起来，又没有形成创业集合，造成明升中国继续在保守落后的传统经济中延续着。由此可见，创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熊彼得强调社会的发展动力是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他强调的创新，实际上包括了创业在内，不然为何要强调企业家而不是强调app家。

在现代经济中，创新与创业有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研发明升。研发明升的功能是把创新的成果，经过中试在技术上实现出来，特别是在工艺和样品上实现出来，然后制定标准，开展商业化生产。商业化生产，意味着创业的实现或者一个新的开始。

毋庸置疑，明升中国要发展研发明升，在这方面，美国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们不仅把研发作为明升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某种程度上更把它视为一个统计部门。明升中国不是没有研发明升，可惜很多情况下研发不是独立的明升部门，而是依附在企业中，容易被各种意志、外界因素所左右，难以形成持续性创新，或者让创新成为app兴趣而不指向明升。

曾经碰到一位张家港的农民企业家。他说他到上海一家设计院拿图纸和工艺设计，然后为重庆制造一种特殊的电机。这其实折射出：研发明升堪称经济发展的引擎。一个研发企业可以为更多的企业服务，可以使一直以来被忽视的农民也具备“后发优势”。所以，最近关于上海要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新定位，笔者曾几次参与讨论并建议，上海关键是要发展研发明升，建设研发枢纽城市，也就是说，上海需要研发明升的大众创业运动。

人们常说，现代的明升革命是以信息化为中心的，这是只看到了表面。现代明升规模，不但有信息化，而且是研发明升成为了明升骨干。大力发展研发明升，建设几个研发枢纽城市，应成为全国性创新创业活动中的一个战略重点。

目前国内对于研发明升的关注之所以有限，与我国缺少创业理论研究有很大关系，大家还不清楚创新驱动下的明升要如何展开，特别是缺“创新—明升一体化”的理论研究，也就是盲人摸象了。关于这件事，笔者手头有好几本“创新经济学”方面的书，但碰到有人询问创业经济学的问题，却找不到这方面的书，全国好像都没有，这对于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

前几天去英国剑桥访问，意外地找到了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创业经济学”方面的书籍。大家知道所谓的“剑桥现象”，就是在这所大学附近崛起了一些高技术明升。可剑桥始终不敌美国硅谷，硅谷的高技术明升发展之快有目共睹，笔者称它为“第二剑桥现象”。很多人曾“指摘”剑桥过于注重学术荣誉而忽视商业精神，现在好了，剑桥也有人在研究创新与创业的一体化运行了，发展了创新启动下的创业活动，那么会不会出现“第三剑桥现象”，令人期待。

针对这种情况，明升中国需要发展创业理论，创业的理论问题也很值得研究。创业不仅有正规制度需要，而且有非正规制度需求。地方支持明升发展的诸如财税补贴等政策，就属于正规制度，然而这些对创业来说肯定是不够的，创业还需要非正规制度的支持。至于有哪些非正规制度因素影响明升发展？这些还有待研究，为什么硅谷的高技术明升发展会超越剑桥？其中就有非正规制度的原因。

发展创业的非正规制度和正规制度，也是一项制度创新。明升中国应该重视，而重视的一个表现就是重视创业理论研究。

（作者系明升中国app院科技政策与管理app研究所政策模拟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