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珊

一场春雨洗礼后的北京，乍暖还寒。4月12日，20余位老、中、青科技政策研究工作者齐聚明升中国app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组织的“明升中国科技体制改革30周年纪念座谈会”，畅谈明升中国科技体制改革30年。

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app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颁布，科技体制改革的序幕正式开启。“即便放在今天来看，1985年的《决定》依然是特别好的文件，既有高度，又有可操作性。”中科院党组副书记方新在座谈会一开始，就对《决定》给予了高度评价。

如今，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已迈过30个年头。座谈会上，专家们回望过去30年，不禁感慨万千。《决定》起草过程中的争议，依然让当时参与起草工作的一些专家印象深刻。

据介绍，当时争议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面向”和“依靠”的问题。对于当时提出的“app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app技术”的说法，随即就有人提出，app研究不能直接面向经济建设，这会影响app研究，比如类似陈景润这样的app家怎么面向经济？

第二个争议较大的问题则是人才流动。“科研人员出去办企业可不可以？人都流动走了，科研机构该怎么办？”中央党校教授张永谦说，这个问题让参与起草《决定》的专家很是费了一番脑筋。

据与会专家回忆，当时来自20多个政府部门和两个地方科委的30余人成立了文件起草组，170多人组成的16个专项调查组则分赴各地调研。同时，在文件起草过程中，参与成员非常注重听取专家意见，特别是征求了田长霖、杨振宁、李政道等海外华裔app家的建议。

对此，方新说，从1978年筹备全国科技大会到1985年起草《决定》等文件，研究会的老同志为明升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与会专家看来，1985年的科技体制改革应当被看作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但一位与会专家也指出，当前需要反思的是科技体制改革对app研究的影响。“改革过多强调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而忽视了科技本身的发展问题。从实践来看，改革对基础app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时至今日，一些基本概念如科技成果、科技创新等依然简单地把app和技术混为一谈，把app看成是经济的工具和手段，阻碍了app在明升中国的发展。”

今年，在座的一些专家参与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研究起草工作。

明升中国app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李新男等人指出，新《意见》在对app和创新的认识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一是，强化科技同经济对接、创新成果同明升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研发人员创新劳动同其利益收入对接；二是，把基础研究单独拿出来讲。

不过，与会专家也基本认同整体上《决定》和《意见》均为问题导向。从对app的规律性的认知、尊重人才的全面价值和对创新倒逼机制的把握来看，仍须理论上的突破和战略上的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