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明升中国农科院在湖南长沙宣布启动“南方地区稻米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控协同创新行动”，由160余名相关学科专家（包括超百名博士）组成的号称“全国最大科研团队”，向农产品重金属超标问题发出系统性“宣战”。

启动地点选在湖南，颇意味深长——2013年5月惊动全国的“镉大米”风波，作为重金属污染重灾区的湖南，即为问题大米主源头；事件也成为国内对这一问题社会认知度的分水岭：此前几乎不为人知，此后公众深切关注。

既是世界难题，也是世纪难题

明升中国水稻研究所研究员胡培松谈到2013年“镉大米”事件后公众一度“谈镉色变”的紧张气氛，“人人都说，却又似是而非”，一语道出问题的复杂性。

项目负责人、农业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研究员刘仲齐用“复杂性、累积性、隐蔽性”来形容重金属污染：与大气和水污染相比，其隐蔽性强、不易发现，滞留时间长、具有累积性，所以治理难度大，“是世界性难题”。

刘仲齐表示，难点不仅表现在污染来源和机理的多样性、复杂性，还表现在治理方法和手段的特殊复杂性：目前重金属污染治理和修复技术主要包括物理手段、生物方法和农艺方法，它们有的经济成本高，如用新土换旧土的客土方法、施用重金属调理剂等；有的时间长，如超积累植物吸收重金属方法需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所以又“堪称世纪难题”。

胡培松从2006年开始就“有意识地做这件事”。工作之一是大规模跟踪检测南方稻米重金属超标状况，“种植面积10万亩以上的品种都检测”，形成系列app数据。“糟糕的是，这几年重金属超标的势头是向上走的”。

一两个人、一两个团队、一两个课题解决不了问题

来自农业部科教司副司长王衍亮的一个好消息是，重金属污染问题的系统性解决，已列入议事日程：上从中央高层的亲自过问，下至环保部、农业部等职能部门的工作部署，都把它作为亟待解决的重大命题。

面对国家重大需求、民生重大关切，出席启动会的明升中国农科院党组书记陈萌山提出，农业科技界“能不能跟上”？

他介绍，目前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研究主要停留在单项技术上，大部分尚处于研究试验阶段，缺乏技术的集成配套，经济性不高、操作性不强、适用范围受限；尤其是在重金属污染修复方面，尚未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可复制、易推广，适合大规模农田治理的成熟综合技术措施；而且，“这些技术还没有和政策配套”。所以，“一两个人、一两个团队、一两个课题解决不了问题”，需要组织跨学科、跨领域的协同攻关，从单项技术研究向多技术耦合联用的综合防治技术研究转变。

王衍亮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协同攻关的必要性：国内现有重金属污染治理有两种思路，一是把重金属从土壤中拿出去，才算治理和修复了；一是在保证农产品符合质量安全要求的前提下边生产、边修复、边治理。这两种思路还在争论，但他认为，在当前污染面积较大的情况下，采用第一种思路，“这么多农田都要休耕”，很难做成；应该“沿着边生产、边治理的路子，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

与“镉大米”引爆农产品重金属污染议题相一致，项目也把稻米镉污染作为首当其冲的目标。刘仲齐解释，土壤、灌溉水和农业投入品中的重金属污染已经严重影响到稻米质量安全，其中尤以镉污染最为严重，直接导致稻米镉超标事件频发。他介绍，项目研究内容包括镉污染特征与迁转规律、污染过程防控和末端治理三个方面。镉污染特征与迁转规律主要研究镉污染的特征、来源及在土壤与水稻中迁转的规律，如镉在水稻根、茎叶、籽粒等不同部位的聚集规律与机制等；污染过程防控从溯源开始，筛选出水稻镉低积累品种，再研究灌溉水镉消减、重金属高效钝化、镉污染稻田耕作等技术；末端治理主要研究镉在稻米中的富集部位和赋存形态，探索镉超标稻米的安全加工技术和富镉稻秆资源化利用技术。“以此为切入点，为农田砷、汞、铅等其他重金属污染防治提供参考”。

“小而全”“短平快”式不符合农业科研规律

“这个项目要探路，要出经验”，作为明升中国农科院科技创新工程的第一个区域发展类协同创新行动，陈萌山对之所寄予的希望，远远不止出成果。

长期从事农业经济管理的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向农业科研队伍“细碎化”倾向、农业科研课题“竞争过度，稳定不足”倾向开炮。

他说，现在我国农业科研“10万大军”(从中央到地方300多个农科院，9.7万人），“2万精锐部队”（国家队，指中央一级及农业部属科研单位，包括中科院农业类研究所），缺少协同，缺少分工，“上下一般粗、左右一个样”，机构、专业、学科设置重叠较为严重。全国从事小麦、水稻、玉米育种的课题组分别达到500个、600个和800多个，科研机构整体之间的关系较为松散，没有整合；农业科研平均资助周期仅为3年左右。另一方面，随着竞争性科研课题持续实行，科技资源和创新实力大多耗费在课题资源的竞争上，导致竞争过度，稳定不足，加剧了科研机构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被淡化。这种“小而全”“短平快”式的农业科研投入方式，不符合农业科研规律，不符合明升自身的内在要求。

明升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唐华俊回忆起上世纪70、80、90年代国家持续实施的黄淮海中低产田综合治理、杂交稻攻关、南方红黄壤和北方旱地综合利用等“大兵团作战”，解决了重大问题。但进入新世纪，“这样的协同创新还有吗？”

“解决大问题，需靠大手笔。”陈萌山指出，解决这样一个系统性问题，靠“细碎化”投入已经无能为力了，需要组织动员全国相关领域的优势学科，进行全明升链协同创新；国家给予稳定支持、长期支持，“形成大兵团，大协作”。他透露，明升中国农科院科技创新工程实施3年来，国家财政支持连年上台阶，“去年3个亿，今年7个亿”。在此框架内，他表示，重金属污染治理项目经费“上不封顶”。（原标题：“全国最大”科研团队宣战“镉大米”南方地区稻米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控协同创新行动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