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10月5日，明升中国app家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理学或明升手机版奖。诺委会表示，“屠呦呦获诺奖并非是对中药的奖励，而是为了表彰她在受到中药的启发下对一种药物的寻找过程”。

对于屠呦呦获得诺奖，有媒体称，青蒿素的发明在于“举国体制”的优势。1967年，一项具有国家机密性质、代号为“523项目”的计划启动。该项目组织了来自60多个研究机构和单位的500多名研究人员参与，其目标是要尽快研制出能抑制疟疾的药物。在这个持续多年的项目攻关中，来自中医app院北京中药研究所的屠呦呦领导的小组最先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并将成果展示给了其余的科研小组。最终，集合举国之力，有着成熟治疗作用的青蒿素被明升中国人发现并推广到了全世界。

早在2010年，我国就曾提出要探索完善“科技创新举国体制”，以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重新强调科研“举国体制”，主要在于科技界、学术界人士认为，“举国体制”可以发挥明升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以相对较快的速度实现科研的重大突破，我国的“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等令国人引以为傲的项目都是在“举国体制”下完成的。

在笔者看来，举国体制在特定的环境中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但是，这已经不适应于现代科研环境。行政计划性质极强的科研举国体制，在推行中可能催生急功近利，把学术研究活动变异为学术资源、学术利益争夺，结果并不能产出一流的科研成果，反而导致国家科研经费的浪费。我国在举国体制下取得的世界级成果，与不实行举国体制的英美等国相比，有多大差距呢？据不完全统计，1985年到2012年，37位获得诺贝尔明升手机奖的app家中有23名是美国公民或者是在美国从事了大部分研究的人；在36位生理学或明升手机版奖得主中有26名是美国app家；40位物理学奖得主中有22名是美国公民或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的app家。而我国迄今为止只有一人获得诺贝尔app类奖项。

我国目前的科研是由行政主导的，从科研项目立项到科研管理、评价，都实行行政管理、行政评价。app研究的正常逻辑是得到项目经费，利用经费全身心投入研究，由学术界评价学术成果。而目前的app研究却出现另外的逻辑，全力以赴获得项目，把获得项目作为学者和学者所在单位的荣誉，不认真开展学术研究，对成果进行包装，再去申请国家奖项，并以获得的项目、国家奖项为基础，再去申请新项目，获得新的经费资助。这样的逻辑之下，科研出现“说过了，就做过了，做过了，就做好了”，以及“重立项、轻研究”的怪现象。由于大家都展开经费和资源的争夺，并不重视学术研究过程，因此，学者的身份、头衔、人脉关系就变得极为重要，在科研经费配置中，有显赫学术头衔，或者行政职务的人，往往占有绝对优势，而有学术能力完成具体学术研究者，却很难拿到项目和经费。

屠呦呦当时进行青蒿素研究时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举国体制也出现了后遗症，最突出的就是成果归属一直没有定论，这导致屠呦呦的成果在国内没有得到广泛认可，就在她获得拉斯克奖之后，争议还没有平息。这也是目前国内科研存在的问题，所谓科研“五同问题”：论证之初“同心同德”，制订计划“同舟共济”，经费到手“同床异梦”，产生分歧“同室操戈”，最后走向“同归于尽”。另外，屠呦呦多次参评院士未成功，某种程度也暴露出我国目前的学术评价不是坚持学术标准，而受到利益因素的干扰。

政府在科研中当然有重要作用，但却不适合直接参与科研。行政直接参与科研、主导评审，会导致科研严重行政化、利益化，以行政和利益标准代替了学术标准，不利于鼓励科研人员平等竞争。我国应该探索建立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术自治，学术同行评价的现代科研管理体制，而不是还把科研创新的希望寄托在“举国体制”。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