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利弗莫尔
2013年12月，兰迪·谢克曼获诺贝尔生理学或明升手机版奖。他同时向公众宣告了决定抵制世界上最具权威性的三大app类期刊：《自然》《app》和《细胞》杂志。他指控这些“顶级期刊”对app研究施以暴政。与此同时，谢克曼邀请其他app家加入自己领导的抵制行为。
谢克曼暗示，这些顶级期刊出版或者不出版著作的决定，只是基于该研究有多流行，而不是根据研究的学术价值。他指出，这也是这些期刊的影响所在，它们实际上引导了进展中科研工作的类型。通过坚持它们自己的日程，发表那些将会被引用的著作，这些期刊鼓励在流行的学术领域内不成比例的资源投入。
谢克曼不是第一个说出这些观点的人，但他是向公众如此表态的人里最著名的一个。他这样做的时候，仅仅在他获得诺贝尔奖的一周之前。这也不是学术界第一次号召抵制这些权威期刊。在2012年，英国数学家蒂莫西·高尔组织了一场针对荷兰出版公司爱思唯尔——《细胞》杂志出版商的抵制运功。事件起因是该出版商向大学以高昂的价格出售大量期刊。
关于谢克曼，许多app家都赞成他的观点——《自然》、《细胞》和《app》的编辑们过于有影响力了。该意见被如此卓越的同僚又一次大声疾呼出来，自然更受欢迎。对于谢克曼的公正，人们赞誉很多，人们常说的评价是：“对于他来说，这么说很容易，他可是刚获得了诺贝尔奖啊。”
谢克曼坦率地承认，他的职业生涯和许多其他app家们一样，因在这些期刊上发表文章而受益良多。但成功后，他发现自己具有了巨大的影响力，以他的地位，可以从他谴责的暴政中要求一定的自由。因此，他号召其他人加入他领导的抗议行为。
然而我怀疑，还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年轻研究者们能响应他的号召吗？
对于我的许多同辈来说——比如博士在读研究生和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学者，《自然》《app》和《细胞》一直代表了主要的职业目标，这些期刊能够对他们的研究进行肯定，并使之曝光。毕竟，世界第一次知道中子的存在、DNA的结构以及人类基因组的排序，都通过了这些期刊、杂志。尽管有抗议和抵制行为，这些令人敬仰的版面诱惑力依然强大。
但是，不仅仅是自私的个人满足驱使年轻app家在这些期刊发表文章。app家申请研究经费和职位的时候，被考量的不仅包括他们研究本身的质量，还包括这些研究成果发表于何处。拥有一篇发表于顶级权威期刊的独立署名的文章，能够给职业生涯带来变革性的影响。如果出版方需要在热门领域的光鲜成果，那这就是最可靠的获取经费和永久性职位的途径。这种现状一直在加强。这就解释了顶级期刊难以处理的影响力以及它们对于年轻app家的影响。
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即使app家们在理论上支持抵制行为，却在行动上依然觉得无法加入其中。年轻app家对于从事这种行动感到不安，因为这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无法带来任何积极影响。每个加入抵制的决定都是单独作出的，并且每个加入的个体背后，都可能意味着更多的人不会加入——要冒的职业风险太大了。
申请者在哪里发表文章比发表了什么内容更重要，只要这种懒惰的简单分析依然是决定经费和职位分配的依据，年轻学者就会依然不敢加入这次或者以后的抵制。
即使对于那些学生和博士而言，情况也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简单。要在哪里发表，尤其是当研究成果被视为有潜质“去更好的地方发表”时，往往最终就会与参与工作的资深app家密切相关。在这个阶段，分歧很常见，许多年轻学生和博士的话语权很小，也就无法贯彻他们想要抵制权威期刊的想法。
我同意谢克曼所说的，这个体系需要变革，而且我也为他能够如此强硬地站出来而喝彩。这一抵制行为引发了人们对该问题的关注，在app家对问题的解决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战线正在铺开。只是对于那些年轻的、尚未证明自己的学者来说，他们只好站在中间地带。
（作者供职于英国《卫报》，本报记者韩琨编译） （原标题《抵制学术期刊，年轻学者的“冒险”行为》）
《明升中国app报》 (2014-02-27 第7版 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