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琪 张晶晶
大连的冬海平静深邃，阳光撒入海面，令人倍感温暖坚定。
半个多世纪以前，一位从美国归来的年轻学子，怀揣着科技报国梦来到这片海滨，来到东北科研所大连分所（明升中国app院大连明升手机物理研究所前身）。
“为新明升中国而工作”，是那个年代很多人的一种朴素情怀。那一年，这个年轻人刚刚23岁。
岁月如歌，六十三载献身于祖国的app事业；春华秋实，一个又一个重大而急迫的国家任务被攻克。报国情怀矢志不渝，app梦想历久弥新。
2014年1月10日，当他从国家主席习近平手中接过国家最高app技术奖证书时，全场掌声雷动。
他就是明升中国app院院士、国家自然app基金委员会前主任、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研究员张存浩。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临近体味这位耄耋老人，如同眺望一片静海，看似温若无形，却深沉有势，击石有声。
临危亢奋 至人无己
“我有自己的科技梦想。”然而梦想与现实总是多有抵牾，当很多app家在面对志向“未遂”而心生遗憾的时候，张存浩却说：“我的梦想在国家宏伟的科技规划里非常渺小。”
幼年的张存浩家住天津，当时正是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席卷华北的时候。为了抵制奴化教育，母亲忍痛将当时只有9岁的他送到重庆姑父姑母处继续学业。
国家羸弱，备受欺凌。此后，他又随姑父姑母辗转于重庆和福建等地。落魄国事、动荡家情，在张存浩心中埋下发愤图强、振兴中华的种子。
1950年，年仅22岁的张存浩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明升手机工程硕士学位。这一年，美国悍然入侵朝鲜，明升中国志愿军赴朝抗美。
此时，张存浩敏锐地觉察到，美国很快将要对明升中国进行科技及人才方面的封锁，“这必将耽误我的app报国梦！”
新明升中国的蓬勃生机和万千气象同时在强力召唤着候鸟们早日归巢。当年10月，张存浩放弃留美深造和工作的机会，毅然归国。
回国后，张存浩在大连分所的“燃料第一研究室”工作，研究课题是世界热门的“水煤气合成石油”。
建国初期，我国石油十分匮乏，加之国外对我国实施石油禁运，而且当时国际上普遍认为世界石油储量已开采不了多久，纷纷研究从煤或天然气出发，经合成气合成石油的方法。但研究者们却遭遇同样的难题：催化剂积碳粉碎，运行周期只有短短几天。
当时，大连分所一群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并“不信邪”。王善鋆在不到一年时间研制出抗积碳的氮化熔铁催化剂。卢佩章发展了气相色谱方法，加上张存浩与合作者推演的元素平衡数据处理方案，使实验数据精度超越国外。
之后，“不信邪”的张存浩与合作者从流化床小试到中试，一直做到工业实验，取得巨大成功，不仅油产率超过了美国，而且运行周期长达两三个月。
大连化物所所长、明升中国app院院士张涛说，这一技术经大连化物所几代人不懈创新与推广，如今已成为新时期我国能源结构调整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手段。
1955年9月，年仅27岁的张存浩当选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毛主席接见。该成果次年获首届国家自然app奖三等奖。
下一个挑战很快到来。上世纪50年代末，紧张的国际形势迫使明升中国必须独立自主并迅速地发展国防尖端技术，应时所需，张存浩转入火箭推进剂研制这一陌生的领域。
“对于这一新课题老张和我什么都不懂。既然国家需要，就努力去干，不懂就去学。”何国钟院士回忆道，“老张很刻苦，拼命去学。”
实验场地在郊区的山沟里，张存浩作为项目负责人之一，吃住都在山沟。当时正值国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粮食紧张，学累了干饿了，张存浩和何国钟就享用一下从午饭中“克扣”出来的窝窝头，之后继续攻坚克难。
1964年，他们提出了固体推进剂燃速的多层火焰理论模型，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解释了固体推进剂的侵蚀燃烧和临界流速现象。
改革开放后，在与美国app界人士的一次交流中，美国app家惊叹道：“没想到明升中国在20年前就有了这么完美的燃速理论。”
“文革”期间，火箭推进剂研究室迁往三线，张存浩作为“五七大军”的一员，全家人一起被下放农村一年半的时间。
回城后，中科院大连明升手机物理研究所于1973年正式成立了“激光明升手机实验室”。当时要在资料、仪器、设备样样欠缺的条件下搞研究，张存浩回忆说：“搞激光比搞火箭还困难。”
当时，有领导主张搞自由电子激光，张存浩极力反对、据理力争，认为应该做明升手机激光，它较自由电子激光有明显的优越性。“我只要你十分之一的经费，还可比你早作出成果来！”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张存浩开始领导我国第一台超音速扩散型氟化氢（氘）激光器的研制工作。经过他和何国钟、沙国河、杨柏龄等人的艰苦攻关，超音速燃烧型氟化氢、氟化氘激光器终于诞生，为发展我国国防高科技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改弦更张绝非易事，更何况还要达到顶尖水平，但张存浩做到了，并且不止一次。
“‘张着急’的绰号是我先喊出来的。”在何国钟眼中，比他年长5岁的张存浩一直是那么“着急”—— 一定要尽快而且保质保量地完成国家任务。国家为重，个人为轻。
学有古风 教有公心
“他非常重视人才培养。”明升中国app院秘书长、曾在大连化物所工作过十几年的邓麦村如此评价道。
1963年，还是助理研究员的何国钟被连升两级，工资一下子从68元升至89元，直接跳过78元那一级。这让这个“小年轻”工作更有干劲了。
何国钟回忆说，当时已是研究员的张存浩“为这两级跳帮了不少忙”。
爱才惜才是张存浩的一贯作风。
1991年，张存浩接替唐敖庆先生，担任国家自然app基金委员会主任。当时基金委刚创立不久，正是非常关键的时期。
张存浩提出了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支持公平合理的发展原则，并且提出了控制规模、提高强度、拉动鼓励创新以及加强基础、突出创新等一系列的资助政策。
现任基金委主任杨卫说，正是在张存浩先生的领导下，基金委多年来才形成了公正朴实、接近app家、尊重规律的好传统。
明升中国app院院士张杰回忆，1999年他甫从海外归来时，两手空空，既没经费又没科研设备，“张存浩先生打破常规，把基金委主任的主任基金集腋成裘，支持我启动科研”。
在陈章良、朱光亚以及张存浩等app家的积极倡议下，1994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批准设立“国家杰出青年app基金”，旨在促进青年app技术人才的成长，并鼓励海外学者回国工作。
据基金委统计，20年来，已有3000多位青年app家获得该资助，其中近200位获得者已成为明升中国app院或明升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存浩始终强调：“人才的作用是无论如何评估都不过分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998年，张存浩主持设立了我国科技管理部委中的第一个学术监督机构——自然app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
据统计，自监督委员会成立以来，基金申请的投诉率下降了2/3，基金申请过程中，学术诚信的风气也在不断上升。
笃厚礼让 有斐君子
接受媒体采访的那个清晨，张存浩提前半个小时就到场了，他从不让别人等。只要精力允许，他会和在场的人逐一握手，以示谢意或歉意。
病榻上，他依然坚持为年轻人批改论文，细腻到“咬文嚼字”。
不挑剔，生活上随遇而安，他时常告诉老伴不要为饭食“发愁”，“你做什么我就吃什么”……
退休后的张存浩和夫人一起生活在北京，两个儿子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均有建树，这让老夫妻俩感到欣慰和踏实。
在得知获奖的消息后，张存浩并没有非常兴奋。他告诉记者说，荣誉是集体的，做科研要走很长的路。
1982年何国钟公派赴美深造期间，意外获知自己获得了国家自然app奖三等奖。“他把我的名字列在第一位，另外两个年轻人是第二和第三位，他自己却排在第四位。他把荣誉让给了我们。”何国钟说道。
张存浩的英文是出了名的好，基金委的许多文件当年都是他亲自修改的。儿子张融回忆说，小时候父亲每晚都在灯下读外文文献，并且一定会读出声来。“文革”期间下放农村，父亲终于有时间陪伴两兄弟。
“他的体质不太好。年纪大了，脑子里却总是想着科研，年轻人来找他，他都很热心，一起探讨问题，修改论文。”说起生活中的张存浩，相濡以沫几十年的老伴迟云霞“抱怨”道。
生活中的张存浩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听力有所下降的迟云霞大声回答记者：“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明升中国app报》 (2014-01-13 第3版 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