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杜陵唐苑移植的古槐，一级古树，约植于汉代，移栽后元气大伤。
已经出版的“明升中国树木文化图考系列”丛书。
黄帝手植柏，胸径3.5米，树龄5000年，传为黄帝手植。
越是关系亲密的东西，往往越容易被忽略。
作为整个地球明升m88圈层基础的植物，似乎就是如此。
你可知道：大豆是古代祭祀祖先和天地的必需品，盛放豆子的容器是古代礼制中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你可知道：山东泰山中天门的“五大夫松”亲历了人类历史上为树封官规制的创立？北京城潭柘寺的“帝王树”见证了多少朝代的更迭？
挖掘植物背后的文化故事，抢救古树名木所承载的文化记忆——北京自然博物馆副馆长、中科院植物所博士冯广平研究团队，所乐此不疲的植物文化研究，意即在此。
专家点评
明升中国植物学会理事长、中科院院士洪德元：我国在认识和使用植物方面有着漫长的历史，以植物为载体的文化元素和文化事件浩如烟海，不可胜计，挖掘植物背后的文化故事，也是未来植物app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
中科院院士王文采：植物文化研究，是前瞻的，也是适时的。人类自觉地认识和驯化植物有近万年的历史，积累了大量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成果。这些成果需要app地研究，认真地保护，使其成为未来发展的财富和动力源。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研究员：植物文化研究兼顾理论探索和应用实践，是植物学应用于文化事业和文化明升的有益探索。
⒈纯粹的植物学，很难展示文化内涵
植物背后的文化故事，普通公众知之不多，也缺乏专门的研究整理
植物文化对大多数国人来说，恐怕还是个新名词。之所以提出植物文化，源于长期困扰冯广平的一个问题：传统植物分类学走到一定高度之后，如何让大众所接受？“学问一旦束之高阁就会被人们遗忘，我们应该把它翻译成现代人能以app态度认知并喜闻乐见的东西。”
园林专业出身的北京市app技术研究院宣传部副部长包琰是研究成员之一，她对建立植物文化这一新学科有自己的体悟：“传统的植物分类特别明晰，但各个门类之间是不相关联的。我们在研究植物时发现，应该关注的不仅是‘门、纲、目、科、属、种’，还应重视其背后衍生出来的文化历史内涵、生态观赏趣味和食用、药用价值等。”
而植物衍生出来的文化历史内涵、生态观赏趣味等，并不是自作多情的无稽之谈——
比如，上溯1万年前，生活在明升中国北方的祖先就把一种狗尾草驯化为小米。此后直至汉朝，小米一直作为主粮，不仅对明升中国的社会结构起了巨大的支撑作用，还成为重要的文化基准：我们国家度量衡中的基本单位“寸”、音乐的基本单位“黄钟”，就是根据小米来确定的。
比如，植被是明升中国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园子里种什么树、怎么种、种在哪里，都体现出造园者的内心情感和文化底蕴。同样是柏树，圆柏要栽在紫禁城中，侧柏则栽于太庙内，而这样的规制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
令人遗憾的是，对于我国数千年文明发展中形成的植物文化，不仅普通公众知之不多，就是在学术界，也缺乏系统的挖掘、整理。
与其望洋兴叹，不如退而结网。冯广平、包琰等有心人士关于“植物文化研究”的倡议，得到中科院植物所李承森研究员、明升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赵志军研究员、河北师范大学赵建成教授、河南师范大学卢龙斗教授等专家学者的支持。
“人类文明发展史中，人和植物之间呈现选择与被选择的关系。”冯广平说，植物是整个地球明升m88圈层的基础，人类是明升m88圈层的一部分，人类因为自身需要而选择有限的植物种类并与其协同演化，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物质、精神财富。“我们所要探求的，就是要弄清人类为什么要选择特定的植物种类，以及围绕这些植物种类都有哪些物质的、精神的成果。”
基于这一理念，经过深入探讨，研究团队决定从植物命名、食用选择、药用选择、木材选择、阅赏选择、崇拜选择和生态选择等七个方面，开展植物文化研究。
⒉从古树名木开始
野外调查、挖掘整理，为后人保留“会呼吸的历史”
伴随着泱泱华夏数千年文明史，我国目前遗存下来的古树名木尚有100多万株。在冯广平看来，古树名木不啻于历史文化的“绿色名片”，是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一种象征，是“会呼吸的历史”。
于是，研究者的目光聚焦于古树名木。他们选择文化遗产资源富集的北京周边、关中平原、河洛谷地、汾河谷地、鲁中山地、太湖周边、成渝平原及古徽州地区等代表性区域，开始实地野外调查。“要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赶快弄清和梳理这些珍贵的活文物所见证和记载的历史文化，为后人保留一份真正可靠的资料。”
调查研究的成果，以“明升中国树木文化图考系列”丛书的形式陆续面世。目前已出版的包括：《北京皇家园林树木文化图考》、《秦汉上林苑植物图考》和《徽州树木文化图考》。其中，《北京皇家园林树木文化图考》重点介绍了北京皇家园林中的130余种常见树木，对每一种树木的地质时期的起源、植物学特征，以及其被选择作为药物、造园要素、诗词绘画题材等多方面的文化内涵，都作了深入的考证。《秦汉上林苑植物图考》则考证了世界已知最大的植物园——上林苑的植物类型，证明了许多原本野生的植物在秦汉时期就被选为风景园林植物。国际植物园协会主席贺善安研究员这样评价该书：“从浩繁的古籍文献中梳理出上林苑植物名称230个，通过艰苦的训诂和考据，考释出61科94属116种植物，并且以150多幅彩色图片和线条图展示植物的花果形态和细部特征。上林苑的植物面貌不再是语焉不详的描述，而是app准确的展示。”
研究发现，许多古树成为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位于陕西省中部黄陵县轩辕庙院内的“黄帝手植柏”，树高19米、胸径3.5米，相传为轩辕黄帝亲手所植，树龄一说5000年、一说3700年。七八个人都抱不住的这株巨柏，是目前全国少有的大柏树之一，被称为“柏树之王”、“世界柏树之父”。如今，它已然成为确证“炎黄子孙”民族身份的符号和寄托体。
山东泰山中天门的“五大夫松”，便亲历了人类历史上为树封官规制的创立。据《史记》记载，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登封台上返回途中遇到大雨，遂在此树下避雨。因其护驾有功，秦始皇将此树封为“五大夫”，即秦朝职官中的第九级爵位，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明代张文在《题大夫松》中慨叹：“当时霸业灰飞尽，留得青青直如今。”
“研究之后你会发现，每一棵名木的古枝绿叶间都留存着远古的青色。”包琰言语中满含感情，“很多景点都是因这种活文物而存在。只有你站在那些树面前，听它给你讲故事，你才能感受到背后文化的力量。如果没有树，那种穿越历史的厚重感恐怕要逊色许多。”
⒊古树名木是植物也是文物
打着“保护”旗号的移栽，实际上是对古树判死刑
目前，研究人员还在河洛谷地和岱岳山区进行野外调查，《河洛树木文化图考》和《岱岳树木文化图考》这两本书也有望在今年内完成。
出书只是手段，保护才是目的。让研究者忧心如焚的是，愚昧无知加上利益的驱动，使古树名木的生存状态岌岌可危。早在2008年，冯广平就注意到频繁见诸媒体的盗掘、移栽古树现象。“移栽古树的目的，可能是让没有历史的地方看起来有历史、有文化。但殊不知这样做适得其反——在伪造历史的同时毁掉了真正的历史。”
更让冯广平担心的，是直到今天，古树名木的生存状态并没有多大好转。“黄山古树的保护程度算是很高了，但仍有1/5已濒临威胁。在河南，我们所见的古树基本上都没有得到保护。保护最好的是北京，垒个一平方米的水泥池子，挂个牌子——仅此而已。”说到这里，冯广平忧心忡忡。
他认为，对古树名木的保护之所以缺位，源于它们的特殊性：既是植物又是文物。“但目前它们的‘活文物’属性并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可，结果导致无人监管、自生自灭。”
包琰认为，对古树最好的保护是原地保护。打着“保护”旗号的移栽，实际上是对古树判死刑。古树承载的文化内涵，决定了它必然要扎根在原始的文化历史生境中。时下，许多房地产开发商为了吸引眼球、牟取暴利，不惜把古树移栽到新开发的楼盘中，还美其名曰“香樟花园”、“银杏庄园”……对此，包琰认为：“园林也好、古木也好，人们轰轰烈烈地毁了一个原生的，再去营造一个仿古的——这是典型的对文化缺乏保护的行为。当我们始终以一种欺凌的态度面对自然，它永远不会回馈你敬意。”
“古树离开了原来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它记载和见证历史的标志作用立即消失，而它本身则由一个活的文物退化成一棵普通的树。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类似‘破坏真文物、建造假古董’的悲剧将在古树名木身上重演。”冯广平说。
4.虽艰难而不悔
普及植物文化，推动植物保护
对植物文化的情有独钟，让研究者乐而忘忧。作为植物app研究和社会人文的新兴交叉学科，植物文化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不仅在学科体系中的位置十分尴尬，经费的筹措、课题的立项等更是处在“待认可的状态”。此外，还面临人才缺乏、技术滞后等诸多现实困难。
研究者开心的是，植物文化越来越得到认可。随着研究的进展，日本京都大学伊东隆夫教授、北京大学贺新强副教授等专家先后加盟，队伍日益壮大。2012年首届“植物·文化·环境国际论坛”，更是吸引了美国、英国、法国等多个国家的学者，大家在交流、讨论中都异常兴奋。
更让他们欣慰的，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浙江绍兴会稽山香榧林申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香榧树是明升中国特有的木本油料树种，香榧果是世界稀有干果之一。浙江绍兴会稽山上有一片香榧树林，一棵香榧树结出的果子能卖数万元。但这片据说已有千年历史的香榧林在申请世界农业文化遗产过程中，面临一个难题：其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阐述不清。这一难题通过植物文化研究团队的考证，得到确认：文献考据显示，香榧在隋唐时期开始用于园林造景，早在南宋就被列为贡果；树龄测定也表明，会稽山香榧林确实已经存在了1000多年。
而“让记载历史细节的植物文化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可，从而体现出其现实意义，推动植物保护和地方发展”，正是冯广平和他的团队的初衷。他们致力于植物文化事业的研究和推广，就是要为无言的植物书写多彩的历史，为悠久的文明寻找鲜活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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