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提升办学效益和质量，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就确立了重点大学政策，通过政策与经费的倾斜，重点支持少数大学的发展。进入上世纪90年代，围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我国设立了“211工程”、“985工程”、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等一系列重大教育科技专项。经过多年发展，高等教育、基础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倾斜机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倾斜机制”下，优势资源大量集中。1992年开始实施的“211工程”和1999年推行的“985工程”，是新明升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领域中规模最大的重点建设工程。“211工程”在一期、二期、三期建设中的总投入近200亿元；“985工程”在一期、二期的总投入超过280亿元。在“倾斜机制”下，所有“985工程”高校都是“211工程”高校，每个“211工程”高校至少有一个国家级重点学科，这些重点学科，既得到国家重点学科项目的支持，又得到“211工程”重点学科经费的资助。据统计，65所“211工程”大学拥有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占此类学科总数的82.3%；97 所“211工程”大学拥有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占此类学科总数的58.4%。
其结果是，受益高校享受了更多政策优惠、得到了大量发展资源，大大提升了其科研竞争力和社会服务能力。在各类经费中，科研经费无疑具有更高的“含金量”，该类经费的增长，不仅对于改善研究条件具有直接意义，还有助于形成累积性优势、培育优势学科、升格学位点、提升学科层次、进而提升获得专项扶持（如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等）的可能性，而这又能吸引来更多优秀人才、获得更多的科研经费。同时，不断积累的app研究成果也会提升社会服务的能力，进而带来更多的其他收入和经费。
与此相反，那些没有享受到政策优惠又缺乏发展资源的高校，既在科研竞争中处于劣势，又在提高自筹收入中缺乏实力。同时，由于更多的优秀生源流向重点大学，优秀的教师和优秀的学生进一步聚集，这就减小了弱势院校改善先赋差异的机会和可能。获得更多经费投入、享受更多政策优惠的高校，处于不断加强的“良性循环”中，而得到更少经费投入、无政策优惠可享的高校，资源条件差、竞争力羸弱，处于不幸的“恶性循环”中。这就使得强校与弱校的差距进一步加大。
与此相伴的是，报考重点大学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尽管高考录取率年年上升，但考生的压力有增无减，因为人人都希望上好大学。重点大学是资金、人才的集中地，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软件条件，都比其他高校优越。基础教育的激烈竞争，早年主要是源于较低的高考升学率，而现在主要是源于不同高校间的巨大差别。所以，即便高考升学率接近80%，也无法改变基础教育的应试之风。
在学费上，重点高校基本没有定价权，民办高校完全依托于市场，地方高校居于其中，于是就出现了质量低的高校反而高收费。缴纳了更高大学学费的学生，未来的收益却不见得更好，毕业后面临着找不到工作、收入不如农民工等各种现实问题。付费与收益的不对等，使得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
重点大学的强势，还直接导致了毕业生就业的差别。统计显示，七成多的高校毕业生遭受过就业歧视，90%以上的招聘广告中含有歧视性条款。有关部门发出通知，规定严禁发布含有限定“985高校、211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却无法消除实际的不平等。高校间日益扩大的差距，使得就业市场上的“学校歧视”难以避免。
在公共财政的“倾斜”下，重点建设高校的整体水平得到大幅提升，一步步向世界一流靠近，但任何投入都存在报酬递减规律，“倾斜机制”的一步步强化，在保证部分人享受优质高等教育的同时，也将大部分学生排斥在外。研究发现，良好的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与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获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小得多。这就意味着，政府以低价向具有较高社会经济背景的家庭提供高质量教育，而社会底层群体中的大多数，则以更高的费用购买更低质量、更少收益的高等教育服务，这使得整体社会经济分层进一步固化。
在如今利益多元化的时代，各种利益诉求急剧增长，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在于公共利益，或许是时候反思高等教育的“倾斜机制”了，重新思考公共财政是继续支持集中了大量优势资源的重点高校，还是更多用于改善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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