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
要彻底解决应试教育和教育资源不公平的问题，必须引入教育资源的自由竞争，同时需要政府转变职能，尽可能减少对教育资源的行政干预和对高校的歧视性管制，让民间的办学力量兴旺起来。
■本报实习生 韩天琪
2012年底，异地高考政策的制定、实施无疑是关系到教育公平问题的一件大事。非当地户籍人口的受教育需求与当地接纳外来人口的有限能力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围绕着教育公平的话题，《明升中国app报》采访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
《明升中国app报》：自2009年迄今，您先后撰写了数十篇文章呼吁打破教育资源垄断、放开异地高考。在您看来，现行高考制度的不公平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千帆：高考制度的不公平首先体现在招生的不公平。我们长期实行分省的招生计划指标。在划拨指标的过程中对各省的分配是极其不均衡的。一般来说，本省的大学给本省的指标划拨得尤其多。比如北京大学给北京学生划拨的名额很多，比例很高，给外地各省市划拨的名额要少很多，而且各省之间的名额分配也很不均等。在“全国一张卷”的时代，这种招生制度就会体现出分数线的巨大差异。从2002年、2003年开始，国家开始实行分省命题考试，到目前为止，大概有一半的省、市、区自主命题，其他的省、市、区参加全国卷考试。诸如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采用自主命题，这就会给随迁子女和外来人口带来很大的困难。实行分省命题之后，各省的教育基本围绕当地的高考进行。而随迁子女却要回到原籍参加高考，这就使得他们接受的教育和考试的内容无法匹配。这是附加在招生不平等基础上的考试不平等。
全国各地大部分地方制定的异地高考政策都是相当不错的。问题比较大的是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和发达地区，尤其是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城市有区别于其他省市的情况，一方面随迁子女较多，教育资源比较集中，一旦放开异地高考，可能会吸引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所以这两个城市基本没有放开异地高考。其他省市的异地高考政策制定、实行得比较好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当地的随迁子女问题不突出，教育资源也没有北京、上海等城市集中，放开异地高考不会产生过多的连锁反应。
即使如此，也并不能为北上广等城市的异地高考政策提供理由。因为这毕竟对大量的随迁子女是不公平的。不过，现实情况是：越需要放开异地高考的城市，放开的阻力越大，放开的幅度越小。
《明升中国app报》：您认为在我国实现教育公平的关键在哪里？
张千帆：我认为，教育公平问题背后的原因在于高等教育资源严重供不应求，这种供不应求是我们在高校行政管理过程当中的歧视造成的。通过行政手段把大学分为三六九等直接导致了优质高等教育为数很少。
教育公平不仅仅包括上大学机会的平等和考大学机会的平等。义务教育阶段也在教育公平的范围之内，在这个领域，涉及教育公平的问题也很多。即使在同一省市内，基础教育资源的分配也很不平等，不同地区基础教育质量相差很大。所以在小学、初中等义务教育阶段就存在很多不平等的现象。就全国的范围来说，各个地区的教育质量、师资条件的分布都是很不平等的。目前，在我国要实现全面的教育公平是有现实困难的。当然，在某些方面，我们做得相比以前有很大进步。比如：硬件投入方面，保证各地义务教育的投资方面。当然，这也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这直接决定了能不能留住高水平的师资，条件艰苦地区的“代课教师”现象正是因为正规师资力量得不到保证而出现的。
教育公平问题在维持现有行政管理格局的情况下是很难实现的。实现教育公平最关键的是要政府放权，实现自由办学。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就是来自于自由竞争的体制，使经济发展充满活力。但教育方面进步的幅度很小，这样就直接导致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萎缩。要从源头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丰富高等教育资源。
只有当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资源达到相当的规模，考好大学已经不是一件难事的时候，才能彻底解决应试教育和教育资源不公平的问题。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引入教育资源的自由竞争，同时需要政府转变职能，尽可能减少对教育资源的行政干预和对高校的歧视性管制，让民间的办学力量兴旺起来。
《明升中国app报》：包括教育公平在内，提高社会的公平度，是否应先做好顶层设计？
张千帆：提高社会公平度需要这两方面的力量。一方面，底层要勇于表达自己的诉求和主张，因为社会公平是直接关系社会底层的基本权利的。另一方面，决策层也需要顺应民意，希望可以出台一些良性的改革措施来促进社会公平。
《明升中国app报》：您一直提倡宪政，您认为宪政和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张千帆：社会不公平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西方有些左派认为是竞争造成了社会不公平。但是明升中国的很多社会不公平是政府造成的。比如大学之间不能自由竞争，根源就在于政府的行政干预过多，而且这种行政干预是以不平等、不公平的方式进行的。
我们说宪政与公平相关，因为《宪法》规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宪政的另一个关键要素在于权力的制衡。政府之所以可以制定不公平的政策就是因为其权力不受约束，决策过程不公开，不能反映民意，所以导致了这个后果。
《明升中国app报》 (2013-05-06 第5版 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