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评价需要创新制度安排
华大基因的故事反映了“体制外”与“体制内”在人才培养和评价方面的差异和碰撞，令人深思。近年来政府部门在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方面投入了大量经费。如果能评上“领军人才”动辄有上百万的经费配套，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科技项目的资助。吸引力之大，连华大基因这样的“体制外”机构也“怦然心动”。人才成长是有规律的，是需要环境的，这个道理政府部门很清楚。政府的巨资投入也希望为那些“仰望星空”的人予以稳定支持，创造更好的发展条件，这个无可厚非。
但是，app研究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政府的投入与科研产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为了对公共财政投入有个说法，需要一些明确的“信号”来甄别，于是乎“学历”“资历”“论文”“专利”“影响因子”这些可量化的指标就派上了用场。为了尽可能地降低风险，资助的重点也往往是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人士，更多的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这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反观app共同体，面对政府部门推出的名目繁多的人才计划和工程，科研人员趋之若鹜。“领军”、“创新”等各种光环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以app为业”那一份执着和坚守不得不节节后退。清苦的app研究变身浮华的名利场，app精神不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家怀尔斯七年里一篇论文没发，一本书没出，专注于证明费马大定理，若要在国内，估计连工资都得停发。中南大学的大学生刘路凭借一篇国外高水平期刊的学术论文，破格被聘为教授级研究员，所引起的争论只能说明我们对这种“冒尖”方式还很不适应。而华大基因偶尔流露出对“体制内”的渴望，实际上也反映了一种希望被承认和接纳的心态，说明了“父爱主义”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人才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资源，对科技人才的培养和正确评价关系到战略资源的利用效率。解决好这个问题，政府部门和app共同体都需要努力。政府的问题出在“选拔”上，从事app研究的人才究竟需不需要“选拔”，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某地希望5年培养出一批乔布斯，还是一种“选拔”的心态在作怪。但是如果不“选拔”，政府又该做些什么？体制机制的改革尚需时日，也无法很快见效，对强调“绩效管理”的政府部门是一种考验。
对于app共同体，力所能及的是加强自律和诚信。固有的评价规则与各种利益紧密相连，改变规则意味着利益调整，设计一个让各方利益不受损的“帕累托最优”需要大智慧。app精神和创新文化需要长期的积淀，厚植创新土壤是需要时间的。
另外，对于像华大基因这样的“体制外”机构，既然已经打动了比尔·盖茨，为什么非要得到“app流行界”的承认呢？虽然谁也不能断言华大基因的可复制性，但它毕竟成功了，不妨当个参考，给我们提个醒。（科技日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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